1972年3月，勒特里爾正與ITT密集協(xié)商時，新聞專欄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發(fā)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這家電話公司在兩年前就與中情局和國務院秘密計劃阻止阿連德就職。面對這些指控，加上阿連德仍然掌控權力，民主黨占多數(shù)的參議院展開調(diào)查，并發(fā)現(xiàn)一項牽連甚廣的陰謀，其中ITT提供100萬美元賄賂智利反對勢力，并“設法促成中情局進行一項秘密操縱智利總統(tǒng)選舉結果的計劃”。

參議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報告也發(fā)現(xiàn)，當該計劃失敗而阿連德取得政權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確保他“無法撐過未來六個月”。參議院最感震驚的是ITT的主管與美國政府的關系。證詞和文件都清楚顯示，ITT直接參與美國對智利政策最高層級的制訂。一位ITT高級主管曾寫信給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議“在不告知阿連德總統(tǒng)情況下，所有已經(jīng)承諾給智利的美國援款都應該列入‘重新檢討’狀態(tài)”。這些公司也擅自為尼克松政府擬訂一套十八點策略，里面明確要求策動軍事政變。“聯(lián)絡智利軍方的可靠來源，”信中說，“……有計劃地搜集他們對阿連德的不滿，借以建立他下臺的必要性?！?/p>

當參議院委員會質(zhì)詢ITT副總裁格里蒂（Ned Gerrity），問及他厚顏嘗試利用美國政府的力量以顛覆智利憲法程序，只為增進ITT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時，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顧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對？”他問。委員會在報告中作出的響應是：“不應容許‘自己的利益’在決定美國外交政策中扮演不當角色?！?/p>

然而盡管美國使盡各種骯臟伎倆--ITT只是最受矚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連德仍然在位。800萬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響力。該年的期中國會選舉中，阿連德的政黨獲得的支持甚至超過1970年的初次選舉。顯然采用不同經(jīng)濟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經(jīng)生根，而社會主義模式的支持度不斷增長。對從阿連德1970年大選勝利后就處心積慮想推翻他的反對者來說，這表示他們的問題無法只靠除掉他就解決--必須有一個能取代他的人出現(xiàn)，必須有一套更激進的計劃。

政權更迭的教訓：巴西與印度尼西亞

有兩套經(jīng)過仔細研究的“政權更迭”模式，被阿連德的反對者視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度尼西亞。當美國支持的巴西軍政府由布蘭科（Humberto Castello Branco）將軍領導，在1964年取得權力后，軍方不僅計劃扭轉(zhuǎn)古拉特的親貧民計劃，而且要打開巴西供外國投資。起初巴西的將領嘗試采取相對較和平的進程--沒有明顯的殘暴，沒有大規(guī)模逮捕，雖然后來發(fā)現(xiàn)有若干“顛覆分子”在那段期間遭殘酷刑訊，人數(shù)卻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們遭受待遇的傳聞幾乎未散播到監(jiān)獄外。軍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遺跡，包括有限的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一場所謂的紳士政變。

在60年代末期，許多公民決定利用這種有限的自由，表達對巴西貧窮加深的憤怒，他們怪罪軍政府親企業(yè)的經(jīng)濟計劃，而其中許多計劃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畢業(yè)生所規(guī)劃。到1968年，街頭經(jīng)常擠滿反軍政府的示威群眾，尤其是由學生領導的游行規(guī)模最大，使政權的穩(wěn)定岌岌可危。想緊抓權力的軍方四面受敵，于是斷然改變策略：全面封殺民主，鎮(zhèn)壓所有公民自由權，刑訊變成體制化，而且據(jù)巴西后來成立的真相委員會，“國家殺人變成家常便飯”。

印度尼西亞1965年的政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從二次大戰(zhàn)以來，印度尼西亞一直由蘇加諾總統(tǒng)領導，他是那個年代的查韋斯（Hugo Chvez，編按：委內(nèi)瑞拉總統(tǒng)），雖然少了查韋斯對選舉的興趣。蘇加諾因為保護印度尼西亞經(jīng)濟、重分配財富和趕走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而激怒富裕國家。他指控IMF和世銀是西方跨國公司利益的傀儡。雖然蘇加諾是國家主義者而非共產(chǎn)主義者，不過他與共產(chǎn)黨密切合作，因此印度尼西亞有300萬名活躍的共產(chǎn)黨員。美國和英國政府決心終結蘇加諾的統(tǒng)治，根據(jù)解密的交件顯示，中情局曾接獲高層指示，要“視情勢發(fā)展和可得的機會，清除蘇加諾總統(tǒng)”。

經(jīng)過數(shù)次不成氣候的嘗試后，機會終于在1965年10月降臨，由中情局支持的蘇哈托將軍展開奪權和肅清左派的計劃。中情局已暗中列出印度尼西亞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單，這份文件最后落在蘇哈托手中，而五角大樓則以供應更多武器和戰(zhàn)場無線電協(xié)助他，讓印度尼西亞軍方在群島最偏遠的地方都能通訊。然后蘇哈托派遣他的士兵，追捕被列在中情局“獵殺名單”上的4000到5000名左派分子，并且向美國大使館定期報告進展狀況。每當有新信息傳來，中情局便劃去名單上的名字，直到中情局對印度尼西亞左派已被消滅感到滿意。參與這項行動的人士之一，是在雅加達美國大使館工作的馬廷斯（Robert J. Martens），他在25年后告訴新聞記者卡丹妮（Kathy Kadane）：“那對軍方真的幫忙很大。他們可能殺了許多人，我自己的手上可能也沾滿血，但這不見得有那么壞。有時候你在關鍵時刻必須下毒手。”

獵殺名單列出的是追殺的目標；但蘇哈托更惡名昭彰的屠殺是針對非特定人，其中大部分是假借狂熱派宗教學生之手進行。他們接受軍方的短期訓練，然后派到許多村莊，聽從海軍司令的指示以“掃除”鄉(xiāng)間的共產(chǎn)黨員。有一位記者寫道：“他們興致勃勃地召喚追隨者，把刀子和手槍塞在腰間，肩上扛著棍棒，出發(fā)執(zhí)行他們期待已久的任務。”在短短一個月間，至少有50萬人遭殺害，甚至多達100萬人。據(jù)《時代》雜志報道，“成千上萬人遭屠殺”，在東爪哇，“來自那些地區(qū)的旅客描述，小河和溪流浮滿死尸；有些地方的河上運輸因而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