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點多,各校學生陸續(xù)回校準備。還有一些人仍不肯散去,有的繼續(xù)演說,更多的是為明天的壯舉作準備。許德珩說,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上大旗,短的做上小旗。他則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
既要上街游行示威,就不能沒有宣言。各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新潮》、《國民》則各顯其能,各寫了一份?!缎鲁薄吠屏_家倫執(zhí)筆,羅“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一氣呵成一篇白話文宣言:
現(xiàn)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quán)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nóng)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quán),內(nèi)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道: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羅家倫:《五四運動宣言》,《羅家倫先生文存》(一),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9年版。
他后來回憶,起草宣言時,“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里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后也沒修改過”(羅家倫《黑云暴雨的明霞》)。后人贊之不愧倚馬之才。
《國民》社許德珩則以文言文寫了一篇宣言,篇幅是羅文的一倍,言詞卻更激進,茲錄一節(jié),與羅文相映成趣:
“不獨立,毋寧死?!狈蛑劣趪掖嫱?,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后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講,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后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fā),幸共圖之!許德珩:《北京學生界宣言》,《五四愛國運動》(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據(jù)高師的匡互生稱,他們曾是想弄些“手槍炸彈”,如晚清革命志士那樣對賣國賊實行武器的批判。但沒有弄到手,只留作紙上轟鳴。這份宣言似乎并未印發(fā)。相對而言,羅文“最簡單明白”(《晨報》評語),利于傳播,成為五四游行唯一的印刷品,原擬印五萬份,結(jié)果只印成二萬份,沿途散發(fā)。《晨報》報道的“頒布傳單”就是羅家倫起草的這份白話文宣言。
三、第二個場景:從天安門到趙家樓
最先至者為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fā)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天安門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后來者以掌聲,而后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
這是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曉舟、楊景工編)一書(也當是記載五四第一書),所記載的五月四日北京天安門集會的情景。這里補充了《晨報》報道中所沒提到五四集會的主角--北大方陣,原來他們行前與官方代表“理論多時”,最遲達到天安門。更令人震驚的是五四天安門集會是何等文明:這里無礙“治安”,更無“騷亂”。而是投以掌聲,報以旗語,“步法整齊,儀容嚴肅”,這種政治抗議的示威游行,不啻一次威武雄壯的閱兵式。不過閱兵的不是行政長官,而是“環(huán)集如堵”的民眾。連旁觀的西人也莫不嘖嘖稱贊。如正在中國講學的美國學者杜威,就從北京寫信給他女兒說:
順便說一下,我發(fā)現(xiàn)我上次把這里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哄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jié)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游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nèi)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14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并使商人和各行各業(yè)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John and Alice Chipman Dewey,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ed.Evelyn Dewey(New York:E.p.Dutton & Co.,1920),PP246-247。
五四游行主體是大學生,并非中學生,視他們?yōu)椤?4歲多的孩子”,不知是杜威先生筆誤,還是翻譯的譯誤。但他所見五四“第一次示威”“計劃得很周密”是事實,他糾正了自己先前認為是“起哄鬧事”那“欠公允”的看法。
天安門見證了中國歷史上千載難逢的一項如此文明的民主閱兵式,這民主閱兵式也使天安門從此成為中國最莊嚴又最敏感的地方。以致美國的漢學家史景遷將自己以“中國人和他們的革命,1895-1980”為主題的著作命名為《天安門》。史氏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描述民國時期的天安門:
它靜靜地矗立在那里,成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國的見證人。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敗朝廷,高墻環(huán)繞,晨昏不辨,紙醉金迷,在強橫的軍閥統(tǒng)治下茍延殘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動家、學生和工人們集會游行的場所,他們抗議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軟弱無能,卻每每被棍棒和槍炮所驅(qū)散。見劉納:《“五四”與問責“五四”》,《隨筆》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