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這個時候的皇帝陛下根本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這是一條高速公路，帝國的統(tǒng)治者從來就沒有從這個出口出去的籌劃。

熟讀史書的皇帝和帝國的主政官員們，對歷史上由災荒、饑饉帶來的災民變亂驚恐萬狀。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大致由此而來。在中國，“商人”一詞，自誕生之日就充滿了屈辱，在商周交替時期，被推翻了的商朝的遺老遺少們當然財富盡失，而且耕種土地的權力也被剝奪，于是，他們只能靠長途販運貨物，賺取一點微薄利潤來生活。于是，這種把糧食與牲口倒來倒去，卻并未為社會增加財富的人都是當時社會沒人正眼瞧的商代遺民，時人稱之“商人”。正因如此，日后數(shù)百上千年，中國人一直對“商人”之稱是鄙視的。帝王與官僚們自然也未能正眼看商人，對商業(yè)行為始終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江山社稷的穩(wěn)定和秩序這樣的頭等大事，與黎民百姓的饑飽冷暖息息相關。因而，農桑為本，稻粱為豐，也就成了國家政策的基調?？?、雍以來，就有各種政策鼓勵墾荒，強調糧食生產，建設水利工程。農桑、河運、漕運為政府之要務。經濟作物的種植則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礦物開采、手工業(yè)更是在被禁之列。視康熙為圣明的乾隆皇帝在主政期間，基本上延續(xù)了這一國策。對于由工商業(yè)帶來的旺盛財富、浮華虛榮，皇帝陛下和他的政府官員們只是樂于享受，而不思扶持。國家財政在農業(yè)水利方面的支出越來越大，而在工商業(yè)方面則幾近于無。與若干財富興旺的景況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帝國的制度和組織與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yè)系統(tǒng)” ，沒有絲毫接近的跡象。

事實上，當時自西而來的工商業(yè)文明正在向這個古老的帝國頻拋媚眼。英國人開辦的東印度公司，長期以來，對擴大與大清帝國的商業(yè)貿易，充滿了渴望。1750年以后，就多次提出在江浙皖贛一帶增開商埠。1755—1756年間，已有少量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在浙江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乾隆皇帝在接到地方官員的奏報后，立即以海濱重地應防微杜漸為由，傳旨閩浙總督嚴加防范。1757年初，浙江海關新稅則出臺?；实巯Ｍㄟ^立法禁絕洋商在東部沿海的經商活動，故而新稅則中僅正稅一項較廣東海關增加一倍還不止。關稅大幅提高以后，洋人的商船依然不斷地駛來。數(shù)月之后，乾隆皇帝突然下達了廣州單口通商的諭旨，從今往后，洋商只能到廣州這個唯一的對外口岸進行貿易，東部口岸的貿易戛然而止。

海禁在明代已然成例，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赤貧，只向往簡樸的農業(yè)社會，如有可能他甚至會廢除貨幣和一切商品交易。建南京城墻時，竟可笑到每一塊磚都由全國各地農民燒好運到南京，根本就沒想到在南京設廠更高效、更經濟。即使為后人極力夸耀的鄭和下西洋，實際上不過是一次規(guī)模浩大的政治游行。這種不為殖民、不為貿易的所謂下西洋除了勞民傷財，實在難以看出還有什么意義所在？至于清代的海禁，雖然另有若干具體原因，然而，皇權、農業(yè)秩序、江山穩(wěn)固等等，與自由放任的工商業(yè)勢同水火，卻是根本所在。乾隆皇帝和他的決策系統(tǒng)盡管也有過猶豫，但最終還是不為所動。皇權的理性拒絕了這一切。

在此之后，帝國的經濟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人們依然能夠看到前文所述的繁榮景況，而江浙地區(qū)尤甚。然而，僵硬的體制之下，這樣的活力終究不過曇花一現(xiàn)。風頭一過，即成死水一潭。

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yè)系統(tǒng)”，于中國既難形成，大量的財富也就只能在“農業(yè)系統(tǒng)”中徘徊。而農業(yè)卻長期裹足不前，令來到帝國的洋人也不免擔憂：

中國人用來脫粒的機器，埃及人現(xiàn)在也在用，只不過后者是用牛來帶動機器，前者是用水來帶動機器……中國人用來耕地的犁，埃及人現(xiàn)在還在使用，這種工具受到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肯定，認為它是兩千年使用的著名工具。

……

中國人是勤勞的，這點無可否認，但是他們付出的勞動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最主要的是他們沒有最大地發(fā)揮出耕地工具的優(yōu)勢。他們將土地開墾四英寸深，然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來耕去，埋掉舊的，填上新的，而不去開墾新的土地。試想，即使用最好的犁地工具，他們的騾和馬以及老、弱、婦女又如何能長期從事這種艱苦的勞動？

（注：英 約翰 巴羅《中國游記》）

徘徊在如此低效率、高成本的農業(yè)系統(tǒng)之內，財富沒有了獲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漸漸地失去了逐利的沖動。大量的財富經過長期消耗，至于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