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十八歲的鷹男的想法，就是我當時的想法。我從四國的森林里來到大都市，作為迷失于東京的流亡者而開始了自己的青春。在我生活過來的漫長人生中，讓我覺得頗有趣味的，是自己仿佛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當然，也并不是全部，不過作為相當重要的梗概，卻在我的生涯中描繪出了一根線條。

    與愛德華·薩義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來歲的時候，而與其邂逅相遇，則是在我五十來歲的時候，也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那時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認為并知道，或許將會與此人相遇?！痹诮徽勥^程中，他好像也曾數(shù)度新奇地對我說道：“我在想，或許會與你相遇?！蔽覀冞€是同一年出生的呢。

    兒時，我生活在森林里，當時正處于戰(zhàn)爭時期，不過，我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懷有一種幸福感。假如戰(zhàn)爭持續(xù)下去的話，我們小孩子也將被殺死吧。在我這么想著的同時，還懷有另一種感情——我們是天皇的孩子這種“宏大的共生感”……戰(zhàn)爭結束之后，村子里建立了中學，相鄰的鎮(zhèn)子則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學習的話，也可以外出求學了。于是，我就來到東京繼續(xù)學習。在當時那個時間點上，我的心情比較低沉，認為“只要走出這個峽谷，自己就不再擁有可供安居的場所”，即便將來回到鄉(xiāng)下，由于我家里不是農(nóng)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而且，來到東京的最初那兩年里，前往商店里購買什么時，也由于我的語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難以聽明白……

    落第后經(jīng)過一年復習準備，也就是我第二次參加高考時，從那一年起，東大開始接受來自臺灣的考生。考試最緊張的時候，我的一張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邊的學生給踩住了，于是我舉起了手，告訴監(jiān)考的老師“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臟了，可以給我換一張嗎？”老師——事后細想起來，這位老師是法語語法專家朝倉季雄先生——便緩慢地問道：“你—是—臺—灣—來—的—學—生—嗎？”我只回應了一句“是的”（笑），就像來自于外國的那些語言不通的青年一樣，軟弱無力地微笑著。于是，老師便給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剛入學那會兒，這位朝倉老師負責法語未修班，總是對我說：“早上好。飯菜，合口味嗎？”我因此而非常尷尬（笑）。就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中，我體驗到了逃亡者的感覺。為了使得這樣的自己獲得勇氣，我決心憑借想象力，破壞并改變現(xiàn)實中即有的東西，我將來的生活要面向這個方向（笑）?？傊覜Q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與落戶于中心性場所，具有權利的那些人聯(lián)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憑依，在我來說，便是文學，而在武滿來說，則是音樂。

    ——寫作《叫喊聲》的念頭，據(jù)說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從西歐至東歐和蘇聯(lián)的那次旅行歸來的飛機里萌發(fā)的。

    是這樣的。我二十六歲時所作的前往社會主義國家圈的漫長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機會，倘若我不寫小說便不會遇上的機會。為了獲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攜帶外匯的許可，需要經(jīng)過非常復雜的手續(xù)，當時就是這樣的時代。旅行途中，我經(jīng)過法國，那時伊丹十三已經(jīng)結婚并住在巴黎，妻子是進口法國電影的那家叫做“東和電影”公司老板的女兒。伊丹十三曾在美國電影《北京五十五日》①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納的角色，他用那筆演出費的全額買了一輛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車子（笑）。這次旅行，是依靠從保加利亞政府和波蘭政府處得到的機票以及些微費用勉強度日的旅行。盡管如此，由于我在東京作為新人作家而略微為人所識，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經(jīng)癥狀的一個原因，所以在無人相識的歐洲，我或在旅館里讀書，或在街頭漫步，那是一種感覺極好的體驗。接受我采訪的薩特以及他周圍那些人所顯現(xiàn)出來的親切，也讓我久久難以忘懷。碰巧與開高?、诼镁影屠璧臅r間重合，曾被他勸說“不去找個妓女買春嗎？”，我便答道：“與其做那種事，讀書該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隨筆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這可是一次實在難得的旅行，成為我日后再度出發(fā)之契機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壇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輕視和輕辱。細說起來，就是認為這個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寫小說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盡頭。另外，還發(fā)生了《十七歲》事件①，僅有的那幾個結識不久的文壇朋友與我斷絕了關系，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覺到這一切之后，我便與前一年剛剛和我結婚的妻子，一同過著孤獨的生活。

    ——是這樣??？總之，發(fā)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還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討會并“發(fā)言”，將論文“現(xiàn)實的停滯與文學”交給了《三田文學》雜志。

    在那個研討會上，江藤淳打算從反對安保條約的組織中脫身出來的意愿越發(fā)堅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為中心人物的那種資質(zhì)，在他此前發(fā)表反對安保條約言論的那個時期，簡直就是一個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強烈支持我的小說，那是在我登上文壇大約六個月的時候。那一時期，我對他寫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卻也預感到，這種良好的關系很快就將結束。

    后來的發(fā)展果然不出我的預料。在他去世前幾年，我出席了野間文學獎的評選會，其間與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說了幾句話，同在一張席面上，對我們倆一直持批評態(tài)度的川村二郎①便說“好像是和好了”?？蓪嶋H上并非如此。我與江藤淳確實只在最初那六個月里保持著理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