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凝望墻上的十字架，我都感覺身后站著什么東西。令我異?？謶值氖?，我從前凝望而感覺毛骨悚然的那個十字架，如今不是掛在墻上，而是懸蕩于黑暗中。     

無論方式如何不同，橋總是護送著那些或悠然漫步或匆促奔行的人們的腳步，將他們送至彼岸，走向目的地，走向人生終點?？缭较扰c河流的橋拱，有的高些有的低些，但不管走過的人是否注意橋拱的起伏，他們都會循著自己的路線走向下一座橋，事實上，他們正努力克服自身的平庸和弱點，以使自己能夠接近健全完整的神明。無論我們能否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能否為橋的出現(xiàn)而心懷感恩，就像面對橋上的圣像時所想的那樣，還是根本看不到橋的神圣的存在甚至將這一切都置之度外，橋都像一條通道，在神明面前聚合，又在神明面前穿過。

橋以自己的方式將大地與天空、神明與凡人聚集在一處。

今天，站在查理橋上，置身于滿臉緊張的游客和心情不佳的觀光者之間，眼前的風景似乎少了許多應有的色彩。橋上風光能令人想起海德格爾精神化的界定，但世俗化的界定可能更適合當今世界遺產(chǎn)城市之一布拉格的真實情況。

河流、橋、人類社會……

費塞拉德城堡坐落在峭壁之上，自1085年起，普熱米斯爾王朝統(tǒng)治了50年，當時費拉提斯拉夫一世就在這個地方建立王宮。1140年以后，普熱米斯爾皇室搬到布拉格城堡的后面，即河的左岸，在此地建立了皇權中心；后來，查理四世大興土木，重建城堡，修建要塞，迄今為止，這些強大堅固的堡壘依然有跡可尋。15世紀，幾次胡斯宗教改革戰(zhàn)爭使查理的建筑藝術品損失了大半。此后，費塞拉德城堡成了一個獨立的小城，商人和手工匠人住在這里，這里逐漸地被歷史的壓路機推壓碾平，為另一個城堡開辟了道路。這種接二連三的衰落和破敗帶來一種明顯的停滯和壓抑感，即使在鼎盛時期，這里的喜慶氣氛也比意氣消沉的老城和憂郁沉悶的瑪拉 · 斯塔納城堡稀薄得多。費塞拉德盡管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對旅游者的吸引力卻不大。到達那里的最佳方式就是從地鐵站出發(fā)，途經(jīng)之處有典型野獸派特征的龐然大物——文化宮赫然聳現(xiàn)，還有同樣令人不快的科林斯式旅館，亦屬于那種沉悶之作，在這當中，你會發(fā)現(xiàn)它們都虎視眈眈地俯瞰著一所監(jiān)獄——旅館里的客人可以看到囚犯們在放風時間繞成圈兒憂傷緩慢地蹣跚而行。離開這個恐怖之地，進入納 · 布坎斯，這是布拉格又一條令人難以理解的荒蕪、倦怠且兇險的街道。這兒有塔波門，那兒是圣彼得和圣保羅教堂。圣馬丁圓頂教堂是羅馬風格的珍貴建筑，仍然行使著教堂的功能，是我進過的最小的教堂。此地為安葬了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梅塔那、作家卡雷爾 · 恰佩克和揚 · 聶魯達而自豪，斯梅塔那曾根據(jù)麗碧絲和那位強壯的農(nóng)夫的傳說創(chuàng)作了一出歌劇。行走在冷寂無人的小公園里——捷克語把公園叫作“sad”（ 英文意為“憂傷”），對于說英語的人來說，用在這兒似乎尤為合適，不太適宜的是此處的居民是四對巨大的石頭雕像，都是出自約瑟夫 · 米斯爾貝克之手。另一群居民住在附近的墓地，它們不僅有麗碧絲和普熱米斯爾，還有扎博伊和斯拉沃伊，我的《旅游實地指導手冊》認為后面兩個人是“古老傳說偽造的神秘人物”。1945年，人們把石像從原來的帕拉斯基橋搬到了這個地方，同年2月帕拉斯基橋受到美國炮彈的損毀。這是橋的另外一種特性，正如海德格爾在一首不出名的頌詩中所言：不幸之極，它們那么容易受到炮火的攻擊。

對于最后一次參觀費塞拉德的經(jīng)歷，我究竟能清晰地回憶起多少呢？我草擬了一份清單：沙石小徑上落滿潮濕的枯葉。一位母親帶著剛學走路的孩子穿過公墓走向一條伸向遠方的小路，似乎兩邊的墓碑是超市中一排排的售貨架。一位修女走進圣馬丁的圓頂教堂，點起一支蠟燭，臉上洋溢著喜悅純凈的微笑。仰望冬日里樹上蕭條的黑色枝丫，可以看到教堂黑色的尖頂。一個嗓音柔和的男人穿著一件藍色毛衣，坐在小廣場的桌子邊，兜售著進入圣彼得和圣保羅教堂的門票——但事實上，對教堂本身我并沒有多少記憶……從歷史的觀點來思考，就像給一個故事賦予一個快樂的結尾，其實就是決定在哪個地方停下來的問題。黑格爾在德國耶拿大學論述絕對理念時，聽見窗子下面拿破侖和他的騎兵正在鏖戰(zhàn)，他把這個小小的科西嘉人想象成一種戰(zhàn)斗精神的化身。與此同時，拿破侖正在想的卻是他的痔瘡，同樣，仍然是這些痔瘡可能成為滑鐵盧戰(zhàn)役慘敗的主因之一。事物各有因果。在不斷的解構過程中，事實很容易受到影響。不規(guī)則幾何的創(chuàng)始人伯努瓦 · 門德爾洛特思考的問題是—— 一條海岸線的精確長度究竟是多少？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哪個地方停下來，說歐洲海岸線最終的精確度是幾千幾百英里呢？如果我們使用碼尺作為測量單位，計算的數(shù)字會遠遠地小于我們用英寸進行的測量。想一想所有那些大海灣、小灣、入口、沙丘、巖石、泥土的紋理、原子、電子、核子、基本粒?、超弦理論……這么一想，立刻讓人頭暈目眩，根本找不到可以停下來的地方，因此，只能聽之任之，既往不咎。歷史是巨大的畫面還是微小的筆觸，是壯麗的風景還是落滿塵灰的歷史記載？愛爾蘭的歷史學家正在忙于研究在修正主義者和傳統(tǒng)主義者之間展開的熱烈辯論。修正主義者想要對古老的虔信忠誠進行新的闡釋，他們指出，也許1840年的那場饑荒并不完全是背信棄義的英格蘭的錯誤，也許1916年的“復活節(jié)起義”并非像我們一向所以為的那樣是光榮的流血犧牲；而傳統(tǒng)主義者則認為，歷史學家把許多史料當做一種民族建設的工具，對曾經(jīng)的歷史，他們堅持一種詩意的、民族主義的解釋。在費塞拉德墓地，有一個特殊的部分——斯拉維——即萬神廟，19世紀90年代初由建筑師維爾建造，那些雕像模仿的是“喜樂之鄉(xiāng)”和“哀痛之鄉(xiāng)”的風格，包括大約50個民族英雄的遺體，還包括新藝術畫家阿爾方斯 · 穆喬和音樂家揚 · 庫貝利克。

在斯拉維的這些紀念碑里，我們偶然發(fā)現(xiàn)了年輕的安東尼 · 伯吉斯的同學，那位曾經(jīng)鼓勵他閱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的朋友，因為他們都喜歡“和妓女們調情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