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胡適《記辜鴻銘》所載，民國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適的老同學王彥祖先生請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飯，陪客的有辜鴻銘、徐墀、胡適。入座之后，戴彌微的左邊是辜鴻銘，右邊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鴻銘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嚇了一跳，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癲子的中間！”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辜瘋子”和“徐癲子”這兩個綽號。

◎馮友蘭回憶辜鴻銘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以后，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從主席臺上站起來發(fā)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還是出于辜本人的臨時沖動。他的發(fā)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說，現(xiàn)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里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xiàn)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jīng)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后，也沒有別人發(fā)言，就散會了。

……

英文門的同學們說，他在堂上有的時候亂發(fā)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說：“現(xiàn)在社會大亂，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君主。比如說法律吧，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不行?！保T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

◎四罵袁世凱

辜鴻銘一直瞧不上袁世凱，在外務部時，就曾經(jīng)應詔條陳，譴責袁世凱為“小人辦外事”，此為“一罵”。

1913年，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辜鴻銘更是罵得厲害，“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跖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贝藶椤岸R”。

唐紹儀愛慕辜鴻銘的才華，想為袁世凱網(wǎng)羅辜鴻銘，所以特設宴款待。辜鴻銘堅拒曰：“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闭f完，扔了手中的酒杯，不告而辭。此為“三罵”。

袁世凱當了83天皇帝后，一命嗚呼，辜在袁世凱的三日志哀期中，公然違背當局不準娛樂的命令，大宴賓客，請戲班，狂歡三日。此可算做“四罵”。

◎辜鴻銘剪辮子

辜鴻銘的父親送他出洋，把他托給一位蘇格蘭教士時，曾對他說：“現(xiàn)在我完全托了布朗先生，你什么事都應該聽他的話。只有兩件事我要叮囑你，第一，你不可進耶酥教；第二，你不可剪辮子?！?/p>

辜到蘇格蘭后，每天出門，街上小孩子總跟著叫喊：“瞧呵，支那人的豬尾巴！”辜想著父親的教訓，忍著侮辱，終不敢剪辮。有天晚上，辜去拜望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很頑皮，拿起他的辮子賞玩，說中國人的頭發(fā)真黑得可愛。辜看她的頭發(fā)也是淺黑的，就說：“你要肯賞收，我就把辮子剪下來送給你。”見女朋友笑了，辜就借了一把剪子，將辮子剪下來送了給她。

1．檳榔嶼

1857年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側的檳榔嶼，認蘇格蘭人布朗先生為義父。自幼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2．檳榔嶼←→歐洲

1867年隨布朗先生前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開始接受系統(tǒng)而又正規(guī)的西洋教育，先是在當?shù)氐挠鴮W校就讀，后于1873年至1874年間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親聆浪漫主義大師卡萊爾教誨，終身受其影響；1877年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后，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獲工科博士文憑，之后又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法文；1880年，赴英殖民地新加坡任職，遇到著名語言學家馬建忠，晤談三日，開始向往中國文化，于是辭職回檳榔嶼，補習漢文并留辮子，開始“中國化”的第一步。

3．檳榔嶼 → 廣州

1885年應邀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擔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閩粵相隨20年。

4．廣州 → 武昌

1889年，張之洞調(diào)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之赴湖北武昌，協(xié)助張之洞辦洋務和外交，在湖北居14年；1896年上書張之洞，反對學習西方，表示徹底折向儒家傳統(tǒng)的態(tài)度；1898年出版英譯《論語》；義和團運動中，在《日本郵報》上發(fā)表英文系列政論《尊王篇》，替慈禧辯解；1901年撰《文明與混亂》，駁斥西方盛行的中國人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的“黃禍論”觀點。

5．武昌 → 上海

1905年，被賜外務部郎中的實銜，出任上海黃浦江治局督辦；1906年，英譯《中庸》問世，申明舊式統(tǒng)治方法與秩序不會過時。此期間與列夫·托爾斯泰書信往來唱和。

6．上海 → 北京

1907年，張之洞進京入閣拜相，辜鴻銘隨行；1908年，經(jīng)張之洞推薦入外務部；1909年，張之洞病逝，辜著書追念；1910年1月，以“游學專門一等”，獲賞文科進士，名次僅低于嚴復。

7．北京←→上海

1910年，深感外交部無所作為而辭職，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學督學；辛亥革命后，表示效忠清王朝，辭去公職，前往北京；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時撰文攻擊，拒絕為其效勞；1915年，出版《春秋大義》，鼓吹東方文明救世說；同年受聘北大教授，主講英國文學；1917年，張勛復辟，出任外交部次長；復辟失敗后，重回北大教書；“五四”前后，主張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對新文化運動；1923年，從北大辭職；1924年初受到溥儀召見，與來華訪問的泰戈爾會談。

8．北京←→日本

1924年應日本大東文化協(xié)會邀請，赴日本講學三年多，宣揚中華文明；1927年回北京，拒絕出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顧問；不久又被委任為山東大學校長，但未及上任，就于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溥儀賜謚號“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