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針對當局再度頒布的新聞檢查制度，王又進一步指出：“所謂言論自由，所謂新聞自由，在中國原來是極可憐的東西，也是極寶貴的東西。它可憐，因為它太少了；它寶貴，因為它從來未曾真正有過……。新聞檢查這東西，是與言論出版自由不兩立的，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論自由，就不能要新聞檢查?！彼€懇切地說，只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就可以發(fā)現(xiàn)，新聞檢查的“后果是：領袖神圣化，只聞諛詞，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里，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遠離民主，”就更不必說了。（《王蕓生》第66至67頁）可悲的是，在那炮火連天的戰(zhàn)爭年代，誰還能聽進去這些發(fā)自肺腑的藥石之言呢？

痛苦的抉擇最后的歸宿

由于《大公報》與當局的矛盾日益尖銳，更由于戰(zhàn)爭的局面日趨明朗，王蕓生陷入了苦悶的彷徨之中。正在這時，該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楊剛突然回到上海，幫助他做出了最后的選擇。

楊剛是中共地下黨員，她雖然也王蕓生交往不多，卻一回來就住進了王公館，這也說明她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此同時，李純青也反復做過王的工作，據(jù)李說：

1948年仲冬，我好幾度登王公館之辯證，跟他深入談心，勸他去找共產(chǎn)黨，卻被他以“共產(chǎn)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為理由而拒絕。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蕓生，極其鄭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請你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p>

他驚愕地直視著我，一種絕處逢生的狂喜從心頭沖到顏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會又鎮(zhèn)靜下來，輕輕地問：“你說，是誰邀請我的？”

“毛澤東主席”。我不猶豫地直說。

他沉默良久，雖然不相信我的話。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聽，證實吾言不虛。然后王蕓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產(chǎn)黨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保ā洞蠊珗笕藨浥f》第319頁）

于是，王蕓生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以休假為名，經(jīng)臺灣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達北平。在此期間，王蕓生最關心的莫過于《大公報》那薄薄的一紙命運了。據(jù)李純青回憶?“1949年2月我離開香港。行前，獲悉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王蕓生聞訊懊喪，要我到北平力爭存名。王蕓生到北平后，一度去過天津。他告訴我：‘我們就是把大公報獻給國家，獻給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報這個名稱了。我到解放區(qū)，是投誠來的’?！保ㄍ希?20頁）

然而，王蕓生真是想通了嗎？只要看一看李純青下面這段話，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從天津到北平遇見王蕓生，他精神抖擻，把我拉到一邊，說：“周公（恩來）告訴我：《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xù)主持上?！洞蠊珗蟆贰４蠊珗筮€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jīng)營，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保üP耕五十年第535頁，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

誠如“周公”所言，當王蕓生興致勃勃返回上海時，他確實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難”。在這些困難中，如果說讓他做出?刻檢查，承認《大公報》在每個歷史階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動方面”（《大公報新生宣言》，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表達體系，他還可以勉強接受的活；那么面對來自經(jīng)營方面的打擊，則使他束手無策了。因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大公報》的發(fā)行量從１６萬份急劇下降到６萬多份，廣告收入減少了６０％，賬面虧損達到４０多億元（舊幣），就連職工的工資也發(fā)不出去了。這與該報多年來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鮮明對照。于是，王蕓生不得不致信毛澤東，請示“幫助”。不久，王應召晉京謁見毛澤東，毛指示上海?大公報》遷往天津，與《進步日報》合并，改為重點報道財經(jīng)新聞的全國性報紙，于是，王蕓生也似乎擺脫了困境。這時，距英斂之創(chuàng)辦《大公報》正好是整整５０個年頭．也就是說?！洞蠊珗蟆方?jīng)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后，又回到了原地。當然，這時候《大公報》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所謂此“大公”非彼“大公”也，實為不刊之論。

與此同時，工蕓生也變了。在那些特殊的歲月，他以階級斗爭的理論為武器，不斷地反省、檢討、自責、自污。并積極參加政協(xié)組織的學習以及各種社會活動。即便如此，那沉重的歷史包袱仍然?達摩克利斯之劍似的，使他如臨如履，戰(zhàn)戰(zhàn)兢兢。例如５０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國務會議上與毛澤東發(fā)生頂撞，毛在盛怒之余，還敲山震虎地指出：當年有人說不要我們另起爐灶……。嚇得王蕓生趕快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膽戰(zhàn)心驚地當眾承認：“這話是我說的。”（《王蕓生》第７２頁，）

寫到這里，我在為他捏一把汗的同時，又有些慶幸：虧得毛不知道他給傅斯年寫的那封信，否則的話，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另據(jù)王先生的女兒王之芙回憶，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期間，她親眼目睹了父親被點名批判的殘場面。盡管后來被毛澤東保了下來，沒有劃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卻說：“這場斗爭對父親身心的損害是很大的。他為自己在檢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內(nèi)疚，長時間悶悶不樂而得了糖尿病?！睆拇艘院?，王蕓生就再也沒有過問《大公報》的事情。（《大公報人憶舊》第３０１至３０２頁）

據(jù)說，王先生進入晚年之后，曾經(jīng)在讀馬列學毛著方面很下功夫，與別人談到這方面的問題時，“他可以順口指出這問題在哪本書的哪章哪頁上有記載，甚至對重要語錄能夠背誦原文?！庇绕洳豢伤甲h的是，及至病危，他還“幾次囑家人邀請醫(yī)?中左鄰右舍病友開學習會”，家人無奈，“只好邀幾位醫(yī)護人員到他的病榻前聽他發(fā)言?！保ā锻跏|生》第７９至８０頁）

這難道是一幕荒誕不經(jīng)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