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最得意的手筆是《舊金山媾和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這兩個條約無不凝聚著資深外交官出身的吉田的心血。日本從國際法上終結二戰(zhàn)、恢復獨立的同時，關于“單獨媾和”，還是“全面媾和”，及是否應該置身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問題，國內輿論一分為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吉田站在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力主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單獨媾和”，指責主張與包括蘇、中在內的所有國家“全面媾和”的左翼思想領袖、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曲學阿世”，據理力爭，寸步不讓。

這場大辯論幾乎使主流社會所有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卷入，成為戰(zhàn)后日本社會思潮的分水嶺。在辯論正如火如荼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本來在論戰(zhàn)中就處于弱勢的“全面媾和”派完全喪失了戰(zhàn)略可能性，就此偃旗息鼓。

“單獨媾和”后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為“片面媾和”。但不容否認，日本的確占盡了先機、便宜。為盡快實現媾和，唯恐夜長夢多的吉田于1950年12月致信美國務卿杜勒斯，明確表示日本將與臺灣國民黨當局重開邦交談判，而“無意與中共政權締結雙邊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吉田書簡”。但同時，他又將日臺條約僅限定在臺灣所控制的范圍，為日后與大陸發(fā)展關系留下了余地。對臺灣：我承認你的正統(tǒng)地位，但大陸不歸你管；對大陸：想復交可以，但戰(zhàn)爭索賠免談――因為代表交戰(zhàn)國法統(tǒng)的“中華民國”已然通過媾和放棄了索賠要求。一紙“單獨媾和”，使日本以低得可以忽略不計的成本，實現了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的媾和，在迅速復歸國際社會的同時，又牽制大陸和臺灣二十余年，吉田的外交手腕不可謂不老辣。

作為和平主義者，吉田始終不渝、最大限度地抵制了來自美國的“重新武裝”的壓力。早在1950年，杜勒斯就代表美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裝的要求。吉田反應冷淡，希望美澄清駐日美軍的規(guī)模與權限。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壓力開始升級。但吉田認為，“重建日本經濟，需要投入相當多的國家財政，沒有更多余力發(fā)展軍備”。如果勉強發(fā)展軍備，勢必像“讓瘦馬拉重載”一樣。經濟不發(fā)展，即使重建軍備也于事無補。在吉田的抵制下，1950年8月，日本以建立有限的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廳的形式消極回應了美方動議――這就是日本自衛(wèi)隊的前身。

接受美國強加的“和平憲法”；在舊金山會議上放棄與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共產圈國家的全面媾和，謀求美國主導的所謂“單獨和解”；堅決反共，不惜借占領軍之手鎮(zhèn)壓；頂著“賣國”的罵名簽署日美安保協(xié)定，以犧牲部分主權換取長久的安全保障；不懈地抵制重新武裝日本的蠱惑、煽動，硬是將專守防衛(wèi)的“和平主義”做成了戰(zhàn)后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確”……可以說，正是這種輕軍備?重經濟、在國際事務中保持“低姿態(tài)”的“吉田路線”及其長久貫徹，才是戰(zhàn)后日本得以“和平崛起”的最大秘訣所在。

無軍備負擔對日本經濟發(fā)展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關于這個問題學界至今還存在爭論。但即使最低估其作用的學者，也不會完全否認。尼克松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并不完全贊成吉田茂的外交政策。但是，從研究領袖人物和領導藝術的角度出發(fā)，我可以理解，如果設身處地地站在他的立場來看，這種對外政策是明智穩(wěn)妥的，而且對日本經濟的恢復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p>

由于與美占領當局的密切合作，吉田本人的存在幾乎成了美國軍事占領的象征，也被反美的民族主義勢力當成了靶子。一些被美軍整肅過的政客（如鳩山一郎、重光葵、岸信介等），一面利用美國占領政策的轉向，積極尋求與美合作，一面在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嘗試東山再起，他們視吉田為眼中釘。吉田最后被打倒，與開罪這個勢力有直接的關系。1954年12月7日，吉田內閣宣布總辭職――日本戰(zhàn)后政治史上的吉田時代落下了帷幕。

退陣后，吉田隱居于神奈川縣的大磯。隨著苦心孤詣、栽培多年的弟子紛紛在政壇崛起，吉田仍以某種形式發(fā)揮著對政治的影響。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享年八十九歲。噩耗傳來，被稱為“吉田學?！碧貎?yōu)生的佐藤榮作首相中斷在印尼的國事訪問，即刻飛回日本，當著眾人的面撫尸慟哭。幾天后，日本政府為吉田舉行了戰(zhàn)后第一次國葬。

這位政治強人、愛國者在溘然長逝之際，欣慰地看到了日本的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