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否認，安倍的坐大，是拜朝鮮綁架問題所賜。作為有明確國家意識的政治家，安倍早在任秘書官時期就曾接手處理過日人被綁架事件。1988年，在父親的事務(wù)所里，安倍接待了一對名叫有本的中年夫婦來訪。來訪者告知，其于五年前（1983年）在倫敦神秘失蹤的女兒（有本惠子）有可能生活在平壤。消息來自與有本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名日本被綁架者：其委托一位在平壤遇見的波蘭人發(fā)出的信寄到了受害者在北海道的家里，信的復(fù)印件又被寄到了有本家。由此，安倍頭一次聽說真有所謂綁架事件，并隱隱約約意識到，這很可能是“共產(chǎn)主義國家”朝鮮“國家犯罪”的“冰山一角”。

父親故后，安倍于1993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發(fā)誓要以政治家的立場和身份，致力于綁架問題的政治解決。那時，自民黨內(nèi)，關(guān)注此問題的政治家寥寥無幾，連安倍自己也常有“孤掌難鳴”的無力感。1997年，隨著“被北朝鮮綁架受害者家屬聯(lián)絡(luò)會”的成立，安倍聯(lián)合一批對朝鮮持強硬政策立場的少壯議員旋即成立了“被北朝鮮綁架日本人救援議員聯(lián)盟”，旗幟鮮明地為綁架受害者“維權(quán)”，吸引了全社會的矚目。至此，綁架問題浮出水面，日本以國家的名義開始了對朝鮮漫長而艱苦的交涉。可以說，安倍是日本國內(nèi)把綁架問題做成“政治正確”的第一人?？陀^上，綁架問題也成了政治家安倍其人有力的政治資源。

2002年10月，作為小泉對平壤閃電訪問達成的直接成果之一，蓮池薰等五名被綁架者乘全日空專機從平壤回到了闊別二十四年的祖國。按照兩國政府間協(xié)議，五名日本人只是“短期探親”（家屬還留在平壤），兩周后要“完璧歸朝”。但安倍代表政府在與受害者本人及其親屬溝通的基礎(chǔ)上，做出一個舉世震驚的大膽決定：讓五名受害者留在日本，不予返朝。出于對五名尚滯留平壤的家屬成為朝方人質(zhì)的擔心，決定了“國家意志不予遣返”的應(yīng)對方針，一切責任由國家承擔，并在約定遣返日期的前五天照會了朝方，同時要求朝鮮負責任地盡快安排五位受害者的在朝家屬“回到日本”。

安倍再一次表現(xiàn)出其作為政治家的驚人鐵腕和鷹派本色，對于國內(nèi)反對勢力和媒體的批判不予理睬，給國際社會以“對朝外交的主動權(quán)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深刻印象。終于，2004年5月，朝鮮送回了五名受害者的家屬。兩個月后，同為綁架受害者的日本女性曾我瞳的前美軍叛逃者丈夫詹金斯和兩個女兒也從平壤回到東京。一時間，主導(dǎo)日本政府對朝交涉的安倍，成了日本人人追捧的維權(quán)英雄。

2006年7月5日，正在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的節(jié)骨眼上，朝鮮往日本海方向一連發(fā)射了七顆包括“大浦洞2號”在內(nèi)的遠、中程導(dǎo)彈。一名因被蒙在鼓里而惱火的中國外交官在給韓國外交通商部方面打電話通報情況時，禁不住搓火道：“金正日給安倍晉三送了一份大禮！”果不其然，以內(nèi)閣官房長官身份主持解決朝鮮導(dǎo)彈危機的安倍，再次以強硬對強硬，與美國牽頭動議聯(lián)合國安理會譴責決議案的出臺，最后斡旋“態(tài)度曖昧”的中、韓兩國都在決議案上簽了字。

在此之前，自民黨總裁選舉所謂“麻垣康三”的格局，迅速崩潰，唯一有可能制衡安倍的福田康夫“退陣”，形成安倍“獨走”的態(tài)勢。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安倍人氣飆升的秘密，在于所謂“斗爭型政治家”；而斗爭的矛頭，則主要是朝鮮。換句話說，安倍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是拜平壤所賜。

“美麗國家”：曖昧的國家主義路線圖

7月26日，安倍拿出了醞釀已久的組閣方案。盡管形式上依然沿襲了所謂“小泉流”的做法，即原則不接受派閥推薦，（總裁）首相一人拍板。但方案一出臺，幾乎令所有的日本媒體、政界人士大跌眼鏡：這基本上是一個按“論功行賞”原則來考量的，類似“排排坐、吃果果”的哥們義氣型內(nèi)閣。不僅內(nèi)閣，黨內(nèi)“三駕馬車”（干事長、總務(wù)會長、政調(diào)會長）也給人以同樣的感覺。

緊接著，7月29日發(fā)表的新首相施政演說，更令人“刮目相看”。這篇長達8500字的演說，整體風格更像一篇抒情散文，基本上是對其“美麗國家”論的政策性詮釋。對此，日《每日新聞》發(fā)表社論，稱首相演說是“緩緩脫小泉，慢慢向右轉(zhuǎn)”的杰作。來自在野黨方面的評價是，抽象、飄忽、保守色彩欲蓋彌彰。一位資深議員直言不諱地指出：“小泉的（施政演說）好也好，歹也好，多少還算有些哲學(xué)，而新首相的演說則很無趣。所以，無論是來自執(zhí)政黨的掌聲，還是在野黨的飛刀，都不多。”有關(guān)憲法修定和強化“集體自衛(wèi)權(quán)”行使問題的個案研究等內(nèi)容，則觸動了主流社會的敏感神經(jīng)。其在經(jīng)濟改革與財政重建問題上的過于泛泛和在憲政、國際問題上某種按捺不住的激進、焦慮，令人隱約感到，安倍新政也許是一個重安保、外交甚于經(jīng)濟、財政的“外向型”政權(quán)？

總之，你方唱罷我登場，“小泉劇場”剛剛謝幕，日本社會又迎來了一個靠接近70%的人氣支撐的“明星”政權(quán)。但政治畢竟不同于演戲，僅憑開幕亮相的“形象分”，尚不足以支撐起一個為國民認可的長期政權(quán)。盡管“美麗國家”論聽上去很美，但如果其實質(zhì)只是一張曖昧的國家主義路線圖的話，其推進和實施未必不會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