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她會直接把錢送到東德，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擔任現(xiàn)金轉運員的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他們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xiàn)在某個地方，然后打電話給貝蒂說：“我腳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幫我買點面包和啤酒？”――這是他們的聯(lián)絡暗號。貝蒂每個月都會在全國各地穿梭往來，將大量鈔票送到各個州的團委。這些錢是團委不可或缺的運轉資金：給干部們發(fā)薪水，為開展和平游行租用車輛，給聯(lián)歡會上請來的搖滾樂團付酬勞……

貝蒂是個精明強干的會計，除了忙于運送現(xiàn)金外，她也在財務處的辦公室工作。共青團擁有的資金并非全都是現(xiàn)金形式，其中有一部分是通過東德在西德境內經(jīng)營的合法公司記入帳內，即納入民主德國外貿部的“商業(yè)協(xié)調辦公室”的管理范疇?！皡f(xié)調辦”的負責人是國安局的“OibE” （即“執(zhí)行特種任務的軍官”）――上校亞歷山大 沙爾克-格羅德考夫斯基。東德人特別熱衷于使用簡稱，比如“協(xié)調辦”，OibE等等。隸屬于“協(xié)調辦”的公司有理查德 伊勒運輸公司、國際船舶公司、漢莎旅行社等等，這些公司招募了一些革命干部作為名義職員，給他們發(fā)薪水，還為幾個黨團委辦公室支付租金。

“做假賬”是貝蒂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因為資金周轉不能總是以秘密和非法的方式進行，于是她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財務處炮制出一個由捐款、團費和合理支出構成的假賬世界。當時我對此并不反感，我學到的信條是：只要是對工人階級有益的，就是符合道德的。

貝蒂最喜歡打臺球。我倆經(jīng)常在多特蒙德北邊的幾個酒館里打上幾桿子。我自己對這種游戲倒沒有太大興趣，只是為了陪她而已。一天晚上，我們照例打了很久臺球，貝蒂贏了。酒過三巡后，她開始對共青團高層的一些“咄咄怪事”大發(fā)牢騷。她說，團中央新發(fā)起的號召全都是老生常談的廢話，什么和平啊環(huán)保啊，而對造成問題的罪魁禍首――那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大鱷”們卻不置一詞。貝蒂有時很愛冷嘲熱諷，她眼皮一抬，說：“我，一個革命女戰(zhàn)士，敢對列寧老爹發(fā)誓――現(xiàn)如今，這里根本沒人關心階級問題?！?/p>

團中央的號召文件我并沒有讀過，之前我一直忙于化名潛入新納粹集團進行采訪。每個人都有自己戰(zhàn)斗的崗位，黨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記者，運鈔員，還有狗子那樣的地下工作者。

為了取得貝蒂的好感，我答應她說會關注一下號召的事。我想，一定是團中央的同志在起草那份文件時措辭有問題，作為編輯的我倒是可以幫著修改一下。

1987年1月27號晚上，吧臺上的電視里正在播放新聞。在臺球相撞的砰砰聲里，我和貝蒂偶然間聽到了“公開”、“民主”這樣的字眼。畫面上，戈爾巴喬夫正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發(fā)表講話。我們當時沒有馬上領會這些話究竟包含哪些深意，心里想著，明天一定要讀一下報紙上的相關新聞。

1987年夏，我再次作為《活力》記者奔赴蘇聯(lián)，這次的目的地是頓河邊的羅斯托夫。我看到了一個正處在急劇變革中的、矛盾重重的國家。每當我要單獨去采訪青年人時，負責接待我的蘇聯(lián)共青團干部總是想方設法地阻撓。當聽說有天晚上我獨自去了一家迪廳時，那些西裝革履的老先生們嚇得臉都白了。在戈爾巴喬夫猛烈抨擊了蘇聯(lián)的官僚主義和假大空的講話之后，我明白了，那些老同志們是想掩蓋什么，不讓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