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一進去，鐵門就從外面被鎖上了。房間里守候著仲裁委員會的五個成員，都是樣貌平常的中年人，此外還有狗子和貝蒂。我向狗子伸過手去，他卻避開了――“我不和叛徒握手?！逼渌麕讉€人的反應也一樣。我昔日的女球友走過來，朝我臉上吐了一口唾沫。

沒有人上前阻止她。他們坐下來，臉上的表情陰沉無比。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了當年對“泰迪俱樂部”的審判。但那個只是裝裝樣子，這次就不同了。仲裁委員會的成員開始了對我的審判。

“你的大作發(fā)表在資產(chǎn)階級報紙上了，”指控人說，“為了捍衛(wèi)工人運動的一項最重要的原則，卡爾 李卜克內(nèi)西和羅莎 盧森堡這兩位革命家獻出了寶貴生命，抵抗戰(zhàn)士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流血犧牲。這項原則就是：永不投敵！而你卻違反了它。”他突然用長輩似的口吻對我說：“我們的同志偶爾會犯點肚子痛的毛病，這是難免的。如果你是覺得肚子痛了，那么黨可以幫助你，肚子痛又死不了人，對吧？”（在德國共產(chǎn)黨中，黨員抱有偏離路線的思想被稱作“肚子痛”，好像這是有病似的）接著他又厲聲喝道：“可你這是叛變，是投靠資產(chǎn)階級媒體！叛變就要受懲處！”狗子的“點頭癥”又開始發(fā)作了。

“我、我沒有投靠資產(chǎn)階級媒體。那是我給《活力》寫的文章，資產(chǎn)階級媒體從中引用了一些內(nèi)容?！?/p>

“對啊，看看你寫的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的東西！”仲裁委的另一個人罵道，“你這是給反動派提供槍炮彈藥！不過我們現(xiàn)在是想挽救你。給你指條路吧：你收回你在文章中寫的話，公開收回；然后我們把它發(fā)表在黨報上，給資產(chǎn)階級媒體也送一份，如果他們不敢發(fā)表，那正暴露了他們自己心里有鬼！”

“那戈爾巴喬夫呢，他也要收回自己說的話？”我堅持不作任何妥協(xié)。

“好啊你，居然敢和戈爾巴喬夫比？”指控人急了，“戈爾巴喬夫是蘇共中央總書記，你是什么？臭蟲、蒼蠅！”狗子的病狀愈演愈烈。

他們對我軟硬兼施了審判幾個小時，最后，我沒有收回我的話，但也沒有被開除出黨。仲裁委員會的人陷入了兩難境地。我為《活力》工作，為共青團工作。它們雖然事實上隸屬于德國共產(chǎn)黨，但在法律地位上是獨立的。而且共青團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革新派。當他們幾個打開鐵門，放我走的時候，說了一句話：“走著瞧，我們一定要把共青團重新奪回來！”

在走廊上，一個迎面過來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威脅道：“狗雜種，你要是再敢出賣組織，我絕饒不了你！”

在那些日子里，這種恐嚇威逼并不是例外。黨內(nèi)對批評者的斗爭簡直和驅(qū)鬼差不多。除了《活力》和共青團外，主張革新的漢堡支部也是那伙老頑固的眼中釘。漢堡支部在宣傳中總是用一個紅色的三角形作為標志。當時，薩爾區(qū)洪堡的一個同志宣布退黨，他把黨證一撕兩半，寄給了杜塞爾多夫總部。信封上的字跡不大清楚，洪堡被看成了漢堡。隔著信封，被撕了的黨證影影綽綽地就像兩個三角形。仲裁委員會的人在接到這封信后，把它交到中央，像鬼附身了似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說：“三角！”

保守派的共產(chǎn)黨員們不知所措的時候，就只好求援。1953年，蘇聯(lián)的坦克幫助鎮(zhèn)壓民主德國工人起義時是如此；1956年，蘇聯(lián)軍隊血洗匈牙利政府時也是如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chǎn)黨不同意杜布切克改革而請求蘇聯(lián)出兵時還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