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魯迅與美術(4)

笑談大先生 作者:陳丹青


一位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先驅,一位被尊為文化旗手的大將,一個被毛澤東舉為圣人的形象,這是我們被告知的魯迅。可是看看魯迅私藏畫冊里無所不及的流派,看看他掛在墻頭的西洋女裸體版畫,比起那些嚇人的高帽子,活的魯迅多么豐富、好奇,多么懂得各種各樣的畫——繪畫,是認知魯迅之為魯迅的另一維度,向來的論者,不論尊崇或是厭惡,都把魯迅弄成一臉兇相苦相,其實他隔三差五泡在書店里,買書、選畫冊,回家歪在靠椅上,慢慢地翻看。

民國新文藝轉型時期,魯迅頂頂難得的態(tài)度,是他的現(xiàn)實感。這種現(xiàn)實感,基于他對自己的能量的把握,也基于他對民國時期整體文藝生態(tài)的清醒認知。他從未濫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發(fā)表喧嘩藝壇的宏論,即便在文學領域,也平實自居,平實而談——他在盛名之際幾乎放棄短篇小說,他看清長篇小說的內在規(guī)律,不予輕率染指。他始終主張新文藝的首要功課是老老實實做翻譯,身體力行,聯(lián)合同好,譯介外國的文學與美術。雖然他從未去西歐瞻望文藝復興以降的經典繪畫,但以驚人的直覺,他知道,在當時落后紛亂的中國,在美學淵源完全相異的文化之間,富貴而龐然的歐洲油畫難以在中國開花結果。他敏感到相對簡易的木刻能夠直捷移取歐洲繪畫的部分經驗,這和他一開始就留心弱小民族的短篇,以為適合師法而言說本土的真實,是一個道理。和五四一代許多激進的、沉醉于宏大命題、高遠目標而動輒聲張的啟蒙者不同,魯迅向來姿態(tài)很低,審時度勢,對自己,對別人,都要求從小型的、簡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來。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認真仔細弄好了,只拿出來一點點。

以我的揣度,魯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愛,除了前衛(wèi)的激情與直覺,還有他不曾說出的更為深廣的理由,這理由,基于他對中國的透辟觀察,兼及對西化進程的反復省思:事涉國家大事,譬如歐美議會式憲政能否適宜中國,他自始抱有懷疑;具體到西洋繪畫,包括形制龐大的種種歐美文藝能否契合中國,他也向來懷疑,照他的說法,偏過頭去,想一想——但魯迅并未公開地、武斷地表達這懷疑,在他某些過于樂觀的、五四式的、被后來的現(xiàn)實證明為虛妄的政治想象中,蘇聯(lián)曾是他的參照與希冀——沒有人在魯迅的年代超越這希冀,包括早期的胡適——可是在這些熱切而近乎輕率的想象中,請注意,不包括魯迅對未來中國的文藝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覺,魯迅既不相信古代經典還能作為新時代文藝的有效資源,也從未以大而無當?shù)氖澜缰髁x,以他自己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場,樂觀預言西洋藝術在中國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魯迅的懷疑主義遍及不同的問題和領域,但他對文藝,對文藝的西化,十分審慎。他不忌諱政治判斷,并曾犯錯,但遇到文藝的話題,他時或輕快地嘲諷,時或沉靜觀察,卻不使自己的判斷失據(jù)而離譜。他太懂藝術了,他不愿自己犯錯——除了文藝的大眾性,我們沒有機會聽到魯迅做出新中國文藝方向的大敘述:不像他關于改造國民性、攻擊禮教等五四命題的早期激烈言論,也不像他對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的熱烈期待,他很少展望或預言未來中國的藝術——在民國主流美術家那里,這類將來時的狂熱想象,數(shù)不勝數(shù),今天讀來,多半是口號與夢話——魯迅僅以省略的、不經意的詞語打發(fā)相關話題,如老人面對孩子,也如明智者的沉默:這不是因為他忙,不是因為他矚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為,恰好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藝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寫給畫家的許多私信中,他偶爾提醒這種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畫,他說中國連美術館也沒有,不見真跡,學油畫,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新木刻的零星成績,但對年輕藝術家的散漫、任意、粗疏,總要輕微地告誡,好比笑過之后,臉色就冷下來,藏著失望,又不忍觸傷晚輩。他從未真的滿意過左翼木刻,懸著高的標準,時時指點其間的幼稚與欠失。他談及木刻的實驗,有如對待自己的小說,只看做小把戲,總歸假定是在過渡的階段,但又從不輕言日后的進境,不說一句狂妄的昏話,這不是魯迅謙虛,而是,他真懂藝術。

以魯迅當年的聲譽,各路人馬誰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質地,他就不肯茍且,百般挑剔。施蟄存回憶魯迅請他刊印一位蘇俄文藝家的銅版畫肖像——好像是盧那察爾斯基——單是校樣,魯迅橫豎不點頭,以至反復重印四次,最后勉強默許,弄得年輕的施蟄存有點嫌煩。魯迅自費印制的版畫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沒有哪個版本可以相比。而他為介紹與銷售而寫的廣告文字,全是再平實不過的話,半點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過去了。西洋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在中國有了為數(shù)可觀的專業(yè)學院和龐大機構,據(jù)說培養(yǎng)了好幾代人才,出現(xiàn)無數(shù)長篇小說,無數(shù)油畫,還有大量音樂、舞蹈、戲劇和電影。我們有很多很多理由說,西洋藝術的移植,遠遠超過民國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國生根開花,而且大有成就——我無能質疑這份成績單,評價這份成績,過于犯忌。但我總會懸想魯迅的標準,懸想他那些沒有說出的話,懸想他對中國文藝異常冷靜的不以為然,和他介于譏笑和仁厚之間的那種無所謂。我愿和魯迅一樣,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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