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的生活可以說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確實是這樣。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我乍回到祖國，覺得什么東西都可愛，都親切，都溫暖。長之的辦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須離開那里。但是，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門到處漫游，這就給了我一個接近祖國事物和風(fēng)光的機會。這就是溫暖的來源。國立編譯館離開古臺城不遠(yuǎn)，每天我一離開編譯館，就直奔臺城。那里綠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還有“十里”長，我說不出，反正是綠葉蔽天，濃陰匝地，“依舊煙籠十里堤”的氣勢儼然猶在。這里當(dāng)然是最能令人發(fā)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卻發(fā)不出，它完全為感激之情所掩。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詩，寫了兩句詩：“有情最是臺城柳，伴我長晝度寂寥?！笨梢娢倚那橹话摺８浇闹T名勝，比如雞鳴寺、胭脂井之類，我是每天必到。也曾文思涌動過，想寫點什么，但只寫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無文，成了一只斷線的風(fēng)箏了。

長之在星期天當(dāng)然也陪我出來走走，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了國內(nèi)的情況，特別是國民黨的情況。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產(chǎn)。他們你爭我奪，勾心斗角，鬧得一塌糊涂，但每個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這當(dāng)然會引起人民群眾的憤怒，一時昏天昏地。長之對我繪聲繪形地講了這些情況，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還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門外報欄那里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的。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濟南一中同學(xué)王某是軍統(tǒng)特務(wù)，對他說話要小心?？梢婇L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國門的政治指導(dǎo)員，讓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還介紹我認(rèn)識了梁實秋先生。梁先生當(dāng)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shè)盛宴，表示為我洗塵。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卻毫無名人架子。我們相處時間雖不長，但是終我們一生都維持著出自內(nèi)心的友誼。

1946年深秋，我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達(dá)秦皇島再轉(zhuǎn)乘火車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再過三年，就迎來了解放。此時長之也調(diào)來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國老知識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滿懷，逸興遄飛的，仿佛走的是鋪滿了鮮花的陽關(guān)大道。但是，不久運動就一個接一個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開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長滿了荊棘的羊腸小道。言必有過，動輒得咎，幾乎每個人都被弄得暈頭轉(zhuǎn)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赤誠源遠(yuǎn)流長，根深蒂固。即使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幾乎沒有人心懷不滿的，總是深挖自己的靈魂，搜尋自己的缺點，結(jié)果是一種中國牌的原罪感壓倒了一切。據(jù)我看，這并沒有產(chǎn)生多少消極的影響，對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倒會有一些好處的，這一些人有意與無意地總覺得高人一等。從建國到60年代中葉“十年浩劫”前，中國的老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和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北大一向是政治運動的發(fā)源地，學(xué)生思想非?；钴S。北師大稍有不同，但每次運動也從不遲到。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到，長之從南京調(diào)北師大工作，我的另一位從初中就成為朋友的同學(xué)張?zhí)祺?，也調(diào)到北師大去工作。無巧不成書，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沖擊的對象，成了有名的“運動員”。張的事情在這里先不談，只談長之。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過，他并不贊成國民黨，但我聽說，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確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過只是書生狂言，也可能與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有關(guān)，當(dāng)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他那部《魯迅批判》。魯迅幾乎已經(jīng)被尊為圣人，竟敢“批判”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這有點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這樣。在莫須有的罪名滿天飛的時候，誰碰上誰就倒霉。長之是不碰也得碰的，結(jié)果被加冕為“右派”。誰都知道，這一頂帽子無比地沉重，無異于一條緊箍，而且誰都能念緊箍咒。他被剝奪了教書的權(quán)利，只在圖書室搞資料，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反右后，歷次政治運動，他都是帶頭的“運動員”，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這卻不是他筆下的那種“批判”，而是連靈魂帶肉體雙管齊下的批斗。到了“十年浩劫”，他當(dāng)然是絕對逃不過的。他受的是什么“待遇”，我不清楚。我自己則是自覺自愿地跳出來的，反對那一位北大的“老佛爺”，在牛棚中飽受痛打與折磨。我們倆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四人幫”垮臺以后，天日重明，普天同慶。長之終于摘掉了“右派”帽子。雖然仍有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無聲無影地戴在頭上，但他已經(jīng)感覺到輕松多了。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我，嘴里說著“我以前真不敢來呀!”這一句話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慚愧內(nèi)疚。我頭上并沒戴“右派”的帽子，為什么沒有去看他呢?我絕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才不去看他的。我生平最大的缺點——說不定還是優(yōu)點哩——就是不喜歡串門子。我同吳組緗和林庚同居一園之內(nèi)，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們。但是長之畢竟與他倆不同。我不能這樣一解釋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長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個手指已經(jīng)彎曲僵硬如雞爪，不能伸直。這意味著什么呢?我說不清。但是，我的淚水卻向肚子里直流，我們相對無言了。

這好像是我同長之的最后一次會面。又隔了一段時間，我隨對外友協(xié)代表團赴印度訪問，在那里呆的時間比較長?；貒院?，聽說長之已經(jīng)去世，我既吃驚又痛苦。以長之的才華，本來還可以寫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共慶升平的，然而竟赍志以沒。我們相交七十余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dá)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jì)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shù)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2001年8月29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