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dá)利文buddha變?yōu)閎otC Djelmi Davary，Baktrisch，ein W 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Hand schriften，M　nzen und 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

從上列這個表中，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字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夏文，在這里，原來的梵文元音u變成了o或ou，此外則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類是其他屬于伊朗語族的文字，在這里變化較大。與梵文原字相比，差別很明顯：由原字的兩個音節(jié)變?yōu)橐粋€閉音節(jié)，原字的尾元音 a(巴利文是 o，梵文體格單數(shù)也是 o)丟掉了。唯一有點問題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語尾上有 y或 yy，可能代表一個半元音。即使是這樣，也并不影響大局， y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梵文 u相對應(yīng)，它可能仍然是一個音節(jié)。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論文中最讓我傷腦筋的清音濁音問題，在這里已不再存在了。這里絕大部分都是濁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據(jù)H W Bailey的解釋，這也不是問題。他說：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語族的濁輔音b d g在字頭上變成摩擦音，在含有b d g的外來詞中，它們都需寫成p t k。因此，pwty這個拼法就等于But 。在新波斯文中，but與這個形式正相當(dāng)，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義在新波斯文許多章節(jié)中仍很明顯。Opera Minora，第103頁。

這樣一來，清音濁音問題中殘留的那一點點疑惑也掃除凈盡了。

Bailey還指出來，Bundhi n同上引書，第103頁。V　d　vd t，19，1，2，43，此章約寫于公元前2世紀(jì)中葉。中有but這個字，它是企圖用來代表Avesta中的B　iti這個字的。新波斯文證明有*Butl這樣一個字的，這個字與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應(yīng)。學(xué)者們認(rèn)為，這就是 Buddha“佛”。同上引書，第106～107頁。

根據(jù)上面的敘述，1947年論文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全部徹底解決了。再同“佛”與“浮屠”這兩個詞的關(guān)系聯(lián)系起來考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第一類大夏文中與梵文Buddha對應(yīng)的字，有兩個音節(jié)，是漢文音譯“浮屠”二字的來源，輔音和元音都毫無問題。第二類其他伊朗語族的文字中，與Buddha對應(yīng)的字只有一個音節(jié) Bailey在上引書，第107頁，注2中指出，Avesta B　iti最后的 i可能來源于東伊朗語言。這個 i就是我上面講到的半元音 y。，是漢文音譯“佛”字的來源。難道這還不夠明確嗎?這個極其簡單的現(xiàn)象卻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下面二中再詳細(xì)闡述。

我在這里再談一談吐火羅文的問題。德國學(xué)者Franz Bernhard寫過一篇文章：《犍陀羅文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C ndh r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A jali，Papers on lndology and Buddhism，O.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ed by J Tilakasiri，Pemdeniya 1970，Pp 55～62 ，主要是論證，佛教向中亞和中國傳播時，犍陀羅文起了極其重要的橋梁作用。他舉出“彌勒”這一個漢語音譯詞兒來作例子。他認(rèn)為，“彌勒”這個詞兒是通過犍陀羅文Metrag＇a譯為漢文的。他在這里順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論文：《浮屠與佛》。他說：

沒有提供一個詳盡的論證，我想指出，人們可以看到，漢文“佛”字音譯了一個古吐火羅文*but (可以和西吐火羅文‘pud kte’中的‘pud ’與東吐火羅文‘pt k t’相比)——由此可見，“佛陀”是一個次要的 (晚出的)形式。

證之以我在上面的論述，Bernhard的構(gòu)擬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這也從正面證明了，我對“佛”字來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胺稹弊钟袥]有可能來源于伊朗語族的某一種語言?我認(rèn)為，這個可能是存在的。這有待于深入的探討。我在這里還想補充幾句。在同屬于伊朗語族的于闐塞文中，“佛” 字是balysa ，顯然與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見H W 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x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關(guān)于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我在1947年的論文中曾作過推測：

中國同佛教最初發(fā)生關(guān)系，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么時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據(jù)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經(jīng)過西域小國的媒介……即便從陸路經(jīng)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當(dāng)時很可能已經(jīng)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jīng)典?！端氖陆?jīng)》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式一定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詳?shù)仁瞧渲凶钣忻摹５搅诉@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jīng)很多?，F(xiàn)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jù)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胺稹边@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吨杏∥幕P(guān)系史論文集》，第333～334頁。

我當(dāng)年作這些推測的時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覺得頗多浪漫主義。我說的話似乎超過了我當(dāng)時所掌握的資料。時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現(xiàn)，再回頭看我這些推測，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說的直接發(fā)生關(guān)系，現(xiàn)在看來就不妥——大部分意見是站得住腳的，我頗感自慰。但是，時間畢竟已經(jīng)過去了43年。現(xiàn)在根據(jù)新材料做一些補充與修正，看來正是時候了。

總起來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對音的來源》中得出來的結(jié)論：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兩個音節(jié)，正與漢譯“浮屠”相當(dāng)。伊朗語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個音節(jié)，正與漢譯“佛”字相當(dāng)。“浮屠”出現(xiàn)在前，“佛”字在后。這與我的推測是完全相符的。

我現(xiàn)在想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回答：大夏語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guān)系?犍陀羅文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guān)系?伊朗語族諸語言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guān)系?看來《四十二章經(jīng)》是一部關(guān)鍵性的書，我在下面就圍繞著這一部書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討論：

(一)《四十二章經(jīng)》與大月支

(二)《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

(三)支謙等譯經(jīng)的語言問題

(四)幾點想法

(一)《四十二章經(jīng)》與大月支

《四十二章經(jīng)》的真?zhèn)芜^去是有爭論的。梁啟超認(rèn)為是偽，湯用彤認(rèn)為是真，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見。湯先生經(jīng)過細(xì)致的考證得到了這樣幾點結(jié)論：1 《四十二章經(jīng)》出世甚早，東漢桓帝以前已經(jīng)譯出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32～ 33頁。。2 前后共有兩個譯本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36～38頁。湯先生非常慎重，他寫道：“以上推論，似涉武斷。但合漢晉所引本經(jīng)考之，則有二古本，實無可疑。”。

《四十二章經(jīng)》與漢明帝永平求法傳說有關(guān)。東漢末牟子作《理惑論》，首先敘述了這件事，以后記錄者還很多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 16頁。。據(jù)湯先生意見，佛法入華當(dāng)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說：“求法故事，雖有疑問，但歷史上事實常附有可疑傳說，傳說固妄，然事實不必即須根本推翻”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24頁。。他的意思是說，永平求法還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夠成立的。

《四十二章經(jīng)》又與大月支有聯(lián)系。牟子《理惑論》和以后的許多典籍都明確記載著，這一部經(jīng)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独砘笳摗氛f：“于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敝劣诖私?jīng)究竟是在何地譯出，許多典籍記載中有明顯矛盾意見：一主張在大月支譯出，一主張在國內(nèi)翻譯。看來在大月支譯出說，根據(jù)似確鑿可靠。湯用彤先生主此說。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 1938年版，第31頁：“牟子所傳，雖有疑義，但決非全誣。若據(jù)其所言，斯經(jīng)譯于月氏，送至中夏也。”

大月支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蹤飄忽不定?！肚皾h書》九十六上，《西域傳》說：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yuǎn)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