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才—官—才”的社會更多的是一種夢想。很多時候我們倒是“財—官—財”的時候多。薩老說，中國的賣官制度開始于所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這是漢文帝確定的“法律”，到景帝“復(fù)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只要有“賈”，什么“民”都可招為“公務(wù)員”。買官賣官這樁買賣是利潤最大的交易，賣者特別劃得來，因為他幾乎無須成本。商家買貨，總得要自己先墊資本“進(jìn)貨”，而官家賣官，一個官帽子，不過是一張紅頭文件紙而已，而且這張紙絕對不要自己出錢，是公家的“辦公經(jīng)費(fèi)”里報銷的。“紙錢”都不要，那“賣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買家而言，也可以說是一本萬利。這里需要細(xì)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時，買官的錢，極有可能是私人的錢，而一旦買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錢了。所謂以公家的錢買公家的權(quán)，把公家的權(quán)變?yōu)樗饺说臋?quán)，再以化公為私的權(quán)去套取公家的錢，然后，把公家的錢變?yōu)樗饺说腻X。

“財—官—財”的社會，薩老認(rèn)為是歷史常態(tài)，其實說來，“才—官—財”的社會也許更多見。明目張膽地買官賣官，不但老百姓痛徹肺腑，就是統(tǒng)治者也往往看不過眼，所以多半是“潛規(guī)則”。在表面的“顯規(guī)則”上，“官帽市場的準(zhǔn)入證”往往不是“財”，而是“才”。自隋朝開始科舉取仕，公務(wù)員“逢進(jìn)必考”便成為“制度”，成為“主流”，那種“買官賣官”的現(xiàn)貨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進(jìn)入了“官場”，“才人”們做了官，是什么樣的形態(tài)，那就難說了?？孔x孔孟之“治國平天下”敦敦教誨而登壇拜將入廟出相的士子此時此刻還是想著“治國平天下”嗎？恐怕早就把孔孟給賣掉了?！爱?dāng)官不發(fā)財，請我都不來”，好像是有人這么公開“宣言”過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舉，吃得苦中苦，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斂錢財。古今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這條路徑。

也許極為鮮見的是另類形態(tài)：財—官—才。這種社會想起來好像是沒有的，用自己的錢去買官做，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為了替公家出力，誰那么傻瓜??？是天方夜譚吧？這種人雖少，但并沒絕跡。左宗棠才氣飛揚(yáng)，而性格耿直，視錢途通達(dá)前途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齷齪勾當(dāng)。有一年，左宗棠從新疆歸來見天子，能見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鑾殿大門口，太監(jiān)不讓進(jìn)，像唐僧在西天取經(jīng)，“阿儺”、“伽葉”要“人事”一樣，太監(jiān)們向左宗棠要3000兩銀子，方才安排晉見“領(lǐng)導(dǎo)”。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鴻章出來圓場，替左氏出了這筆錢，也算是左宗棠花財買官替國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錫麟。徐錫麟?yún)⒓油藭?，打算以身殉革命?906年，自日本回國，他的結(jié)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個出身做上個官，然后再謀圖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當(dāng)時清朝的慣例，捐錢給政府，要求政府派給一個官職。捐官要花錢。徐錫麟的贊助人叫許仲卿，一出手給了5萬銀元?？窟@5萬銀元，包括陶成章在內(nèi)的四個結(jié)拜兄弟，分別捐納了知府、同知等銜，徐錫麟也捐得一個道員的職務(wù)。他靠這個職務(wù)接近安徽巡撫恩銘，以便刺殺，但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巡撫沒殺成卻就了義。自己花錢去當(dāng)官，目的是為家國捐軀，為自己買死，徐錫麟真是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