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歸來后，輿論紛紛，攻擊更盛。有人甚至說張自忠和日本人簽訂了密約，并得到日本贈送的巨款，日本還送給他一個東洋美女等等。漢口《武漢日報》還將此訛傳作為新聞刊發(fā)，影響更大。連南京政府對他的政治立場也產(chǎn)生了懷疑。

張自忠聞知，內(nèi)心忿懣，在市政府的一次宴會上，他借酒發(fā)泄說“把我張自忠的骨頭砸碎，看看哪里會有一點漢奸氣味？！”

張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長，至“七七”事變，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連同擔任察哈爾省主席，他一生從政共計20個月。

這對于張自忠來說，經(jīng)歷了一生中最為復雜的時期。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日、蔣、宋3大政治勢力在華北的特殊條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終妥協(xié)的復雜產(chǎn)物，其政策難免帶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義上是南京國民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地方政權(quán)，但又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許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響，適應了日本侵略華北的要求，但又沒有完全淪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爭。這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地方政權(quán)。張自忠的政壇活動，自然也具有這兩面性。

從察哈爾到天津，張自忠自理多起中日沖突事件，與日頻繁交往，有抗爭，也有讓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謂“經(jīng)濟提攜”中，他沒有深刻認識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本質(zhì)，所以對日本人存在幻想，進行過妥協(xié)。所以國人對他和宋哲元等人難以理解，從長城的抗日英雄到與日本過往頻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這種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軍是一支雜牌軍和地方實力集團，要尋求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之路。日蔣之間的矛盾和華北的特殊形勢，為二十九軍的生存、發(fā)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宋哲元、張自忠等正是利用了這兩點，才謀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權(quán)。但要在這塊地盤生存、發(fā)展，他們就不能與日本人發(fā)生大規(guī)模沖突，才能維持一個相對穩(wěn)定局面。這在二十九軍將領(lǐng)認識是一致的，乃至號稱主戰(zhàn)派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認識都是一致的，如馮曾就如何應付日本人對部下說：“我們既要本著南京政府的指示辦事，又要保全現(xiàn)時本軍處境。平津是我國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國內(nèi)外人士深為關(guān)注。若稍有處置不當，即會遭到全國同胞的唾棄，甚至使我軍無法生存。但從好的方面說，平津地區(qū)不但能滿足我軍的開支，而且還可以壯大實力，舍此再難得此機會。因此，與日軍爭端，越往后推遲越好，望你們好自為之?！?/p>

其次，冀察當局的對策是由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政現(xiàn)所決定的。國民政府預計中日全面抗爭將于1938年爆發(fā)，在此之前為進行抗戰(zhàn)準備，需要避免中日大規(guī)模沖突，即所謂“政府抗日準備未周，不要輕啟戰(zhàn)端”。冀察政務委員會主要使命，就是在蔣日之間扮演緩沖角色。從這個角度，宋張的對日妥協(xié)確具有忍辱負重、為國苦撐的性質(zhì)。也就是說，冀察當局的所謂對日“親善”政策只不過是一種權(quán)宜之計?！安徽f硬話，不做軟事”，“表面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宋哲元語）這就是他們的對日政策。

在日蔣間扮演緩沖角色誠非易事，需要忍辱負重，忍受誤解；需要強壓怒火，委曲求全。張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萬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則，用他的話“抗戰(zhàn)是國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與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來的歷次沖突，無不以蔣介石的失敗、妥協(xié)告終。因此，宋哲元、張自忠等對蔣介石是否有決心進行和何時才能進行全面抗戰(zhàn)，心中沒底。在此情況下，若僅靠二十九軍孤軍抗日，把部隊拼光，也只能成為蔣介石妥協(xié)的犧牲品，長城抗戰(zhàn)就是例證，二十九軍傷亡5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羅文峪大捷，然而在蔣介石對日妥協(xié)政策下，二十九軍的勝利，換來的卻是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使二十九軍抗戰(zhàn)成果付諸東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間，對日本的挑釁作了堅決回擊，結(jié)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獎，反遭罷黜。這對二十九軍堅決抗日打擊很大。

但是二十九軍及其將領(lǐng)們，包括張自忠在內(nèi)，卻仍始終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