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圣日耳曼大街中心的三角形小島上，我猶豫著到底該往哪一個方向邁步。我的前面有兩個咖啡館：左邊是花神咖啡，右邊是雙叟咖啡，都是名氣大得要死的地方。這還沒完，轉身再往后看一眼，一個橙色的遮陽篷也擺出一幅矜持的姿態(tài)，上面棕紅色的字寫著：力普啤酒屋。

這三個點連起來，就成為一個心的形狀，換句話說它們是古典巴黎的心臟也不為過。曾經有人說過圣日耳曼廣場的生存、呼吸和心跳，全依賴著這三家咖啡館，歐洲乃至世界的消息，都要通過這里來傳播。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無數(shù)著名的人物就出現(xiàn)在這地方。據(jù)說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就是在花神咖啡館的咖啡里泡出來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戰(zhàn)期間幾乎以花神咖啡為家，一是為了躲開占領了巴黎的德軍，二是為了躲避法國冬天的寒冷。二戰(zhàn)勝利后，這里又成了畢加索和夏加爾的聚會點，《紐約客》的記者珍納 弗蓮娜在她的巴黎報道中說，在這兒，幾乎每個晚上都能看到畢加索坐在正對大門的第二張咖啡桌前和他的西班牙哥兒們在閑聊天。不知道花神咖啡館那紅色的鼴鼠皮椅子上是否還能看到畢加索留下的印跡，不過在咖啡館隔壁的紀念品商店里，有關畢加索的東西是很多的。

綠色遮陽棚上寫著金字的雙叟咖啡，因店里的兩個中國人物木雕而得名。在很長的時間內，它的聲名都大過了花神咖啡。在上世紀20年代，法國詩人布魯東和一群狂狷的文藝青年，在這里發(fā)起了超現(xiàn)實主義的文藝新浪潮，并將這浪潮推動到了文學、詩歌、戲劇、繪畫、電影及人們的思維方式中。因為和花神咖啡只隔著一條窄窄的圣貝羅依街，波伏娃也常到這里來。她有篇日記里寫到：“我坐在雙叟咖啡館里，眼睛瞪著咖啡桌上的白紙，我感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動，我需要寫作，其實我想寫我自己，第一個升起來的念頭是：作為女性自身的意義是什么 ”這大概就是她的名著《第二性》的緣起吧。

至于力普啤酒屋，最早是一對來自法德邊境的夫妻利奧納 力普所開的餐廳，供應阿爾薩斯的菜式和啤酒。上世紀20年代被蓋茲先生買下，經營成了巴黎電視界、演藝界、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和出版商聚會的地方，后來一些政治家也喜歡去那里宵夜，前總統(tǒng)密特朗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時不時會去喝一杯阿爾薩斯的啤酒。

然而，我站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那一天，是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一個7月的星期天。街角有一支4個頭發(fā)花白的男人組成的樂隊在一塊巴黎的歷史指示牌下表演，帶著黑色面紗的婦女正向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走去，紅綠燈下的一塊燈箱廣告上是頭帶假發(fā)的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穿著法國足球隊的十號球衣。力普啤酒館在太陽的陰影中，門前的咖啡桌前空無一人，花神和雙叟咖啡館前卻座無虛席。雙叟咖啡館的侍者是個白了頭發(fā)的老年男子，在艷陽下仍一絲不茍地穿著一個世紀傳下來的制服：白襯衣，黑色的套裝，黑色的領結和一條長到幾乎拖地的白圍裙，臉上帶著見過世面的淡漠。綠色的雙層城市旅游車慢慢地駛過路口，等紅燈時，無數(shù)的照相機對準了路旁的咖啡館。

塞納河左邊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納斯大街和圣米歇爾大街，是法國文化上被稱為左岸的地方。左岸之所以在國際上有名，是因為這里曾經是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家園。過去的左岸，貧窮的青年藝術家和作家、哲學家住在這一帶那些簡陋、擁擠的小旅店里，周圍的咖啡店是他們吃喝、工作、交際、取暖的地方。無論是頹廢、放蕩、叛逆、標新立異，都能被左岸所接納和包容。

在上世紀初，法國就已經是一個種族平等的神話中心了，有一種關于法國人都是色盲的說法被廣泛流傳。到過法國的美國黑人發(fā)現(xiàn)，在這里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學校和黑人學校，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之間沒什么區(qū)別。于是，猶太人來了，黑人來了，他們在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友善的空氣。

法國著名的女時裝設計師Sonia Ryk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