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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涌 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4)

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 作者:蘇峰


對來信來訪怎能袖手旁觀,不聞不問?

劉:看到這一切,我作為一個老公安,怎么不感到痛心呢?“四人幫”的殘渣余孽要清查,犯錯誤的同志要挽救,冤案要平反,政策要落實,公安機關的工作和優(yōu)良傳統(tǒng)要恢復,在這樣繁重的任務面前,我怎能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呢?我雖然是顧問,也應該積極主動,?-助黨委做好工作,分擔責任。

1978年5月,賈庭三任市委第三書記,負責清查工作、落實干部政策。在公安系統(tǒng)的清查工作中,我?-助審查了大部分重點審查對象的材料,有不清楚的問題,及時提出來,找有關同志查證;為了做好犯了錯誤的同志的工作,我親自找他們談話,幫助他們提高認識,轉變思想,說清問題。在研究定案的過程中,我認真學習了上級的有關政策和指示精神,把我了解到的定案對象的情況以及自己的意見提供給黨委討論。

蘇:您具體怎么做的?

劉:在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中,有不少同志給我來信,找我面談,我都認真負責接待談話,了解情況,或批交給有關同志辦理,有的我還要親自去作調查,找有關領導同志?-商研究,以求得統(tǒng)一認識,解決問題。

從1978年到1980年這兩年里,我接到來信三百多封,來訪近四百人次,這里面有老同志或他們的子女,有?-來公安局的干警,也有相當一部分素不相識的人民群眾,他們有的申訴冤情,有的要求落實政策,有的要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和疑難問題。有的來到辦公室找我,有的到家中面談,?-常人來人往不斷,星期天有時更忙,得不到休息。我想,要恢復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就要為人民群眾解決問題,通過接待群眾來信來訪,便于了解情況,同時也是宣傳黨的政策、密切黨群關系的好機會。因此我沒有厭煩,更沒有推出不管,而是熱情接待,認真處理,件件來信都親自過目,凡是合理的要求,都對其提出具體意見,轉請有關同志?-助辦理,對于有些群眾來信,我還就處理結果親自寫了復信。

在整建處級領導班子的工作中,?-公安局一大批科處級干部已?-組織安排到其他單位工作,他們中的大部分干部仍要求回公安局工作。我主動找一些同志了解情況,提供給有關領導參考。如果發(fā)現(xiàn)領導同志之間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就主動找他們談心。后來,這批干部同志有些官復?-職,有些作了適當調整,這樣既促進了業(yè)務的恢復與發(fā)展,也促進了安定團結。

為了加強公安基礎工作,我還跑了八九個派出所,作了一些調查研究,提出建議,以搞好工作。過年過節(jié)時,我就和局里的領導同志一起到基層單位去進行慰問??傊?,我感到凡是需要做的工作自己就主動去做,只要有革命責任感,有事業(yè)心,有積極主動性,就有做不完的工作。

蘇:您的責任感來自哪里?

劉:我的想法很簡單,抱著身殘志不殘的志愿,抱著實現(xiàn)共產主義宏圖大業(yè)的愿望,抱著知足者常樂的態(tài)度,一定要把顧問工作做好,真正起到黨委的助手和參謀作用。在自己的晚年,我不圖別的,只想為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首都的安全,為祖國四化建設多作點貢獻。同時,在恢復公安業(yè)務、優(yōu)良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方面,起點傳幫帶的作用。

“右派”難道全定錯了嗎? 

蘇:在當時的工作中,您的體會?

劉:當時就是想著努力工作,怎樣彌補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損失。這時候的形勢也不一樣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面臨這個歷史性的轉變,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年輕的同志要學習,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在職的干部要學習,當顧問的更要學習。

比如,當時我遇到這么一個問題,根據中央決定,對過去定的右派進行復查改正工作,我過去在市委是“整風反右派”領導小組的成員,政法系統(tǒng)定的“右派”都?-過我的手,現(xiàn)在要進行復查,不少同志找到我征求意見。那時在報紙上也常見到某某單位的“右派”已全部改正了。我想怎么來認識這項工作呢?難道全定錯了嗎?于是,我又反復學習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學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文章,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我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作風。思想解放了,行動也就自覺了。我主動找做這方面工作的同志談心,鼓勵他們堅持實事求是,放手大膽地工作,過去定錯了,我有責任,可以檢討,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了,就要堅決糾正過來。我的誠懇態(tài)度,使這些同志解除了思想顧慮,對這項任務的完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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