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市委常委會：平反天安門事件

蘇峰（以下簡稱蘇）：1978年，您參與了北京市委給“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策過程，請您談一談。

白介夫（以下簡稱白）：我親歷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活動，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會[1]。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確切地記得了，開會的人記不太清楚，我記得賈庭三參加了，我作為常委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有一個議題，就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最主要談的不是下面哪個單位平反，而是整個“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那時吳德是書記，賈庭三是副書記，因為輿論界嚷嚷得很厲害了，就是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所以在那個會議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吳德和中央通氣，正式給中央打個電話，就是把“天安門事件”平反，說這話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參加會議的人都覺得應(yīng)該對“天安門事件”平反，就讓吳德出面，馬上給中央的華國鋒打電話。

會議從晚上7點多一直開到12點多。盡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吳德一言不發(fā)，可能他認(rèn)為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態(tài)，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我當(dāng)時心里很急。賈庭三那時是副書記，他說：“老吳，你現(xiàn)在就給華主席打電話，表明咱們的態(tài)度，盡快平反?！眳堑逻€是不說話，也不去打電話。賈庭三急了，說：“你不打，我去打。”會議室旁邊就有個紅機子，直接可以打給中央，最后是賈庭三跑出去打的電話。

吳德為什么不打電話？我想，他可能覺得“天安門事件”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吳德他本人也參與了。在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天安門事件”。要他現(xiàn)在向中央講，他可能不愿意講了。但是，吳德也沒有阻止賈庭三向中央打電話。

我對整個“天安門事件”印象最深的就是這次會，北京市內(nèi)部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準(zhǔn)備工作，葉林和張彭參加的比較多。葉林當(dāng)時是負責(zé)工業(yè)的北京市副市長，張彭是市?-委主任，他們在底下商量，因為“天安門事件”主要打擊對象是工廠的工人，所以工會反應(yīng)比較強烈，就是?-濟口、工業(yè)口反應(yīng)的比較多。怎么解決？在這件事情上葉林和張彭討論的比較多。這都不是在常委會上，他們是在會前做準(zhǔn)備工作。真正常委會討論的，是鄭重其事地向中央表態(tài)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我看到人們在天安門廣場懷念周總理

蘇：在開這個會之前，您認(rèn)識的人里面有沒有私下議論過“天安門事件”的定性？

白：那議論就不是一次兩次了，底下議論就多了。一開始大家對把“天安門事件”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見。議論歸議論，參加歸參加，參加了的人議論，沒參加的人也議論，大家都議論。

天安門我去看了看，別人不大敢去，我記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當(dāng)時已?-說不讓去天安門了。我一個人去的，去的時候?qū)e人保密，大家都忌諱“天安門事件”。我下班以后自己一個人去了天安門廣場，當(dāng)時紀(jì)念周總理的大字報、標(biāo)語、文章已?-有很多。我去的時候正好看到一個人，站在人民英雄紀(jì)念碑的西南口發(fā)表演講，悼念總理，那個時候還沒有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那時候?qū)Α八娜藥汀钡恼f法不多，敢說“四人幫”的可能是工人，工廠里邊，七機部下面的工廠去的多，他們可能因為膽子比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說我兒子，他先在家里寫悼念總理的文章，寫完以后自己跑到天安門，找到電線桿，偷偷摸摸地掛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開去掛悼念總理的文章、標(biāo)語和大字報。但還是有某些膽子大的人是公開的。

蘇：當(dāng)時，您作為市委的主要干部，參加這樣的活動，您有沒有想過中央會追查這個事情，到時會對自己有什么影響？

白：我沒想那么多，我想，這么多群眾去悼念總理，反映了我們對總理的感情。會不會出事的問題，我沒有想那么多。

那時候檢查、檢討都當(dāng)飯吃的

蘇：1978年5月，中央認(rèn)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將賈庭三從貴州調(diào)回北京，任市委第三書記，負責(zé)清查和落實干部政策。1980年，賈庭三有一個清查工作的總結(jié)報告，報告里談到當(dāng)時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廠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華的老師比較多，市委里的人比較少。在這個報告里，市里的領(lǐng)導(dǎo)吳德和丁國鈺也做過幾次檢查，第一次是在大會上檢查，說檢查不深刻，后來到了第二次才通過。您有印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