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景芬：剛落實政策的時候，一開始都沒有房子住，只好擠在一起，我記得當時有四家就都住在東四的前廠胡同5號，這四家分別是侯鏡如、杜聿明、鄭庭笈、宋希濂。為了改善民主黨派人士的住房條件，政府在崇文門和永定門蓋了樓。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許多知名民主黨派人士都住進了新樓房。

落實私房比較好，但落實財物政策比較困難。大的物件和東西還好說，但一些小的物件和東西就難說了。紅衛(wèi)兵開始?-家時還是比較規(guī)矩的，有記錄。但到后來就比較難說了，順手拿點小的物件和東西這個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很多東西就找不回來了。譬如同仁堂的樂松生，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長，他們家在南池子的房子被機關(guān)占了，他們家的東西也被?-了，家具什么的后來也找不著了。?-河北省長于學忠的房子是退回來了，但一些小的東西就不見了，譬如照相機等都找不到了。

張廉云：落實政策?-歷了一個艱辛的過程。我到民革不久，到東方飯店參加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落實政策會議，由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杜若主持，各區(qū)統(tǒng)戰(zhàn)部長參加，我?guī)チ艘舐鋵嵳叽髴舻牟牧?，石曉暉（西城民革負責人）和曹述文等?-走的都是文物、字?-、書籍，發(fā)還很困難，損失最大。至于房屋騰退，入住戶提出各種要求，有的拖了十幾年才辦清。起義投誠人員只要有證明材料，倒也簡單，補發(fā)證明就好。我參加過北京飯店召開的頒發(fā)起義投誠人員證件的會，民革黨員占了絕大多數(shù)，市委副書記賈春旺講話、發(fā)證。

對落實政策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開始大家很謹慎，第一次民革領(lǐng)導小組討論時，有兩個大右派，侯老、覃公[18] 他們都認識，因為既有言論，又有歷史問題，被判過刑，是否可以改正？當時不能決定。到第二次討論時，才一律改正。

年輕人認為民革有前途了

蘇峰：看來民革在1978、1979年這兩年，真是做了很多好事。落實政策的同時，還有哪些活動？

顏景芬：我記得1979年夏天，民革組織大家去承德參觀學習，這一次都是民革的老一輩帶著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特別是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年輕人，一共180多人去承德參觀。我記得當年侯鏡如、鄭洞國、孫岳崎、陳明德等老同志的孩子們一塊來了。?-過這次活動，這些年輕人覺得民革有前途了，改變了在“文革”中形成的對民革的看法，回來就有幾個大學生加入了民革?，F(xiàn)在這些孩子們都很優(yōu)秀，在各行業(yè)都作出了貢獻，為四化作出了貢獻。

蘇峰：那時候流行說：為“四化”作貢獻、為“四化”服務(wù)。

張廉云、蘇彤、顏景芬、張桂英、朱映陸：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強調(diào)“四化”，“四化”是國家建設(shè)的大目標，民革當時是拾遺補缺。當年的副主委張克明現(xiàn)在已是96歲的老人了，長期在市民革主持工作。改革開放以后，他非常敏感地感受到了政治和社會的變化，審時度勢，開始創(chuàng)辦中山業(yè)余學校和中山書?-社，社會影響很大。

在北京，我們搞得很熱火。1977年恢復高考后，廣大青年渴望學習文化知識，民革市委聘請了成員中水平較高的老師，有陳久敬[19] 、程瑜[20]、張琳[21]、張永軾[22]，利用晚上的時間，在民革機關(guān)的一些辦公室、食堂等地開辦英語補習班。最初，只為民革成員子女義務(wù)教學，教師無酬，學生免費。后來學生多了，又增加聘請了一些教師，如舒賦章[23] 等。晚上還租借了一些中學教室，成立“中山業(yè)余補習學?！保懤m(xù)開辦了英語、日語、粵語、會計等課程。因為收費低，教師水平高，當時口碑很不錯。學生很多，號稱“七千子弟兵”，社會影響非常大。

我們辦的中山書?-社也很有名氣。張伯駒任社長，參加書?-社的不少都是知名書?-家：秦嶺云、許麟廬、王遐舉、孫菊生、黃苗子、孫墨佛、潘素、蕭勞?-?-還有我們的中山業(yè)余藝術(shù)團，團長就是劉淑芳。還有一些民革黨員個人開辦的補習班，如，張琳開辦幼兒教育，教繪?-、電子琴；朱湘云開辦日語補習班等。當時有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黨員個人辦學就辦了13所，主要是成人、代培、補習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