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牙人統(tǒng)治的任何時期，定居澳門的葡萄牙人都很少超過幾千人，然而，澳門社會的盧西塔尼亞人標記依然是無法抹去的。在城墻之內，在那座把澳門地峽與遼闊廣袤的中國內陸分隔開來的關閘的后面，一個中葡混血人和印歐混血人的社會在繁衍生息、興旺發(fā)展。在一個龐大的海上貿易帝國的這個結點上，澳門憑著自身的資質脫穎而出，成為貿易中心，以及文化、教會和政治的中心（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帝汶島一直是澳門的屬地）。澳門不僅是葡萄牙的新技術和新思想（無論是世俗思想還是宗教思想）的傳遞者，而且也是新的政治信條 包括那些與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有著密切聯系的政治信條 的運送者。中國的改革家和激進分子們沒有放過這樣一些觀念。盡管一直沒有被復制到中國本土，但“忠誠議會”的雙重制度，以及最重要的慈善組織“仁慈堂”，一起給澳門社會打上了它們的政治品格和社會品格的烙印，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持續(xù)到了今天，盡管是以經過改良的形式。

一條人口稠密的地峽，通過大橋與相鄰的兩個小島 ?仔和路環(huán) 相連，今天的澳門很像一個巨大的建筑工地。填海拓地的面積幾乎三倍于澳門最初的大?。?9世紀約為10.3平方公里）。不過，傳統(tǒng)的遺存，依舊可以在人文景觀和建筑物中看到。對游客來說，以及對澳門旅游業(yè)的繁榮來說，最明顯的特征是那些要塞（大炮臺），以及曾經守衛(wèi)這塊殖民地的軍事據點（這倒未必是為了抵擋來自中國的侵襲，而是為了抵御其商業(yè)競爭對手，即荷蘭人），還有就是商業(yè)資產階級（最初的買辦）的大本營 南灣區(qū)。就像明信片圖畫上的那樣，圣保祿教堂及學院的前壁（大三巴牌坊）是澳門教會遺產的標志性建筑，從1583年起，澳門就被稱作“圣名港”。自1915年以降，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更為人知的是廣東人給它取的名字“新馬路”）就一直是中國沿海建筑的象征，海外華人把它復制到了東南亞各地。在這里，你可以找到莊嚴的中央酒店，澳門的現代繁榮長期以來所依賴的最初的娛樂場。但是，如果說197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形象是圍繞亞馬留總督那尊跨騎駿馬、手握馬鞭、躲避中國刺客的雕像而設計的新葡京酒店娛樂場的話，那么1990年代后期的象征性形象，就是那幢傲視群雄的中國銀行大樓了，它聳立在那里，像雕像一般，俯瞰著?仔和路環(huán)。

然而，文化和建筑的傳統(tǒng)遺產已經變得脆弱易碎。到處都在棄舊圖新。只有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可能是例外，那里沒有太多的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亞洲變種，經濟實用主義實際上起到了保護這兩座城市的作用。澳門的傳統(tǒng)遺產所面臨的真正威脅，是對財神爺的崇拜 在過去幾十年里，無論是對游客還是對當地居民來說，這一點都實在再明顯不過了。政府遏制這種退化的努力，盡管值得稱贊，但如今看來，似乎也只是維持現狀而已。

澳門史的書寫

說來也怪，澳門歷史的書寫（不包括政府和教會官員留下的歷史文獻），其篳路藍縷、草萊初創(chuàng)者，竟然是一個名叫龍思泰的瑞典人，他的著作《葡萄牙在華殖民地史略》(2)1836年出版于波士頓。龍思泰是瑞典駐澳門榮譽領事，從前是廣州的瑞典東印度公司的雇員，他很好地利用了現存的澳門文獻檔案。龍思泰對澳門史的貢獻，就是揭示了葡萄牙人自稱是澳門至高無上的主人與葡國政府按年向中國支付地租的義務之間的矛盾。正如龍思泰所揭示的那樣，英國1842年為獲得對香港的條約權利而采取的行動，導致了葡萄牙官員用了40年的時間來尋求與中國締結一份必不可少的條約，以承認葡萄牙的主權。這就是1887年批準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龍思泰的這一開拓性的探索，部分程度上加速了葡萄牙人研究其在澳門的殖民地的歷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曼紐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研究澳門華人的歷史社會學的開拓性著作（1867）(3)，以及本托·達弗蘭卡的《澳門史》，后者是一部源于已出版的材料和本地文獻材料的歷史著作(4)。而在這兩部著作之前，則有《大西洋國》雜志，這是一份關于澳門歷史的本地學術刊物，自1865年開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