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一社區(qū)里的其他人，這一非法經濟――吸毒和公共暴力――的代價卻不那么誘人。這一威脅，再加上政府數(shù)十年的忽視，使得羅伯特 泰勒之家出現(xiàn)了成千上萬勉力為生的家庭。這是一個“底層”城市街區(qū)的縮影，窮人生活艱辛，與主流生活格格不入。

不過奇怪的是，關于美國城中之城的報道極少――而對于幫派如何管理此類無計劃蔓生的事業(yè)，或者諸如羅伯特 泰勒之類的街區(qū)如何與這些非法資本家打交道的報道，就更少了。我有幸遇到了，而他愿意讓我跟著他。我覺得我好像站在了這個世界的邊界，我可能真的會改變公眾――如果不是學界――的理解。

我想要引起威爾森對的注意，但是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做。我一直在為威爾森的某些項目工作，但是這些是大型的基于調查的研究，要同時詢問上千人。威爾森的研究團隊包括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以及十幾個泡在電腦上的研究生。他們竭力要發(fā)現(xiàn)調查數(shù)據背后的范式，以求找出貧窮的原因。我不知道有哪一個曾走出去與人交談，更不必說與黑人區(qū)的幫派成員了。盡管我知道我進入的生活是社會學的工作，而且是跟這一領域自身一樣古老的工作，但我還是覺得這是某種非傳統(tǒng)的、逾越界限的流氓行徑。

所以當我花時間與外出時，我極少告訴威爾森和其他人我這一田野工作的細節(jié)。我想我最終還是要做一個有關的具體研究題目，到那時，我可以跟威爾森分享我已經準備充分的想法。

在會見克里幾周以后，終于在春末的時候召我到羅伯特 泰勒。他已經搬進了他媽媽的房子，一套北向的四臥室公寓。通常待在不同的街區(qū)，在他為各個女友租下的各個公寓里的某一處。但是現(xiàn)在，他說，他要全天待在羅伯特 泰勒，以便讓他的幫派穩(wěn)固地在這一新地盤扎下根來。他讓我從海德公園乘車到55號大街，再到州街，并派了幾個屬下在那里的車站接我。我自己在那里步行不安全。

的三個馬仔在一輛銹跡斑斑的雪佛蘭隨想曲里等著我。他們年輕而又冷酷，對我一言不發(fā)。作為幫派的低級成員，他們要花大量時間為跑腿。有一次，喝得有點多，并且為我正在寫作他的生平而興奮起來，就建議派一個他的屬下作為我的私人司機。我拒絕了。

我們開上了州街，駛過了一長片羅伯特 泰勒的高樓，并且停在了樓群中間的一個小公園。那是一個美麗的春日，陽光明媚，清爽的湖風掠過。芝加哥人都知道，一旦酷熱的夏季來臨，這種天氣就會消失。大約有五十個年齡各異的人正在燒烤野餐。野餐桌上系著五彩繽紛的氣球，上面印著“生日快樂，克拉”。坐在一張桌子旁，身邊圍繞著家庭成員，還有許多小孩子，都在玩耍，吃著東西，發(fā)出各種快樂的喧鬧聲。

“看看誰在這兒!”喊了起來，“教授，歡迎回來。”

他的手上沾滿了烤肉醬，所以他只是點點頭，然后把我介紹給桌上的每一個人。我跟他的女朋友說“嗨”。我知道她叫麥西（Missie），還有他們的兒子，賈邁爾（Jamel）。

“這就是你一直跟我說的那個年輕人 ”一位老婦人說著，把她的胳膊搭到我肩上。

“是的，媽媽?！痹诔匀獾拈g隙說，他的聲音就像一個小男孩那么溫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