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人與新軍中的進步分子往還頻密。如駐南京的新軍第九鎮(zhèn)第三十三標，當時擔任標統(tǒng)的是革命黨人趙聲（字伯先，鎮(zhèn)江人），擔任管帶官的有冷遹、柏烈武、伍崇仁、楊韻珂、江來甫等。大量尉官中，則有一半以上的人，開始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影響，立志推翻清王朝，為創(chuàng)立民主共和而積極從事革命活動。部隊滲透情形相當嚴重，以同盟會為總指導，陸軍中小學學員、黨人、團體均有人在部隊中串聯(lián)。

黨人在部隊中運作舉事的具體方式，在首義之前，各級負責人為堅定各同志之信心起見，常用耳語宣傳，詳為講解清朝政府之殘暴無道，喪權辱國之事實，遠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慘；近如中法、中英、中日戰(zhàn)敗之恥，庚子八國聯(lián)軍之辱，割地賠款，訂下不平等條約，并以興建國家海軍之款，供西太后構筑頤和園之用；最后如瑞澂以紈袴公子，出任總督，彼并以卑鄙無能，不學無術之丫姑爺張彪（瑞澂丫鬟之夫，同志間鄙稱為丫姑爺）出任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用以上之事實，作為宣傳之資料，激發(fā)同志們同仇敵愾之雄心，殺身救國之勇氣，人人切齒痛恨，隱忍待發(fā)，所以10月10日夜，槍聲一起，響者四應。嗣后之宣傳工作，又轉變方針，重點在鼓吹各省起義，全國響應。所以首義后第三日，即有胡石庵在漢口成立之《大漢報》出版，大力宣傳，新聞版內所刊者，不是說某某幾省同時響應，就是說某某幾省援兵已發(fā)；文告欄中所載者，不是某某幾省討逆之檄文，就是某某幾省聲援之函電。將當時革命軍之事實，宣傳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真是天奪其魄，清運該終，使清廷老朽攝政，稚子宣統(tǒng)，聞革命黨而膽寒，閱《大漢報》而心驚。

部隊被革命意識所滲透，當時身處其中的萬耀煌先生記述一般情形是如此：新軍士兵有時頗不顧利害，膽子甚大，在酒店，在運動場都暢言無忌地高談反清革命，甚至在猜拳飲酒時亦喊“要革命，要排滿，全福壽”，官長不便去酒店，即去亦視若無睹、聽而不聞，其革命風氣之熱烈由此可見。

此種運動與滲透的情形也可由吳醒漢的回憶來印證。他的回憶錄《武昌起義三日記》中說，黃花崗起義失敗后，譚石屏（譚人鳳）于5月下旬到漢，與各同志會商，決定以武漢為發(fā)難地。各同志即積極進行，新軍中各有組織，二十九、三十兩標同志組織一將校團及下士班，專為運動，成效顯著。其主干為蔡幼香、吳醒漢、張廷輔、王憲章、王文錦、徐達明等。其他各方面，工程營熊秉坤、方興等，炮隊孟華丞、徐萬年等，輜重營胡祖舜等，各分組小團體甚多。因時勢緊迫，夏間開同盟會，居正、楊時杰任內務，查光佛、牟鴻勛任聯(lián)絡，蔣翊武、劉復基任軍務，吳醒漢本人負責交通交涉。彭楚藩、熊秉坤、徐萬年任各標營代表，這是事發(fā)前的組織架構。至發(fā)難時，推定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蔡幼香為參議長，吳醒漢、徐達明、王憲章、張廷輔等為參議，陳磊、謝石欽、潘公復、丁笏堂等人任秘書干事，鄧玉麟管交通傳達。

黃興等在廣州發(fā)動黃花崗起義，當時蔣翊武擬炸瑞澂總督署以為響應，事敗未成，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用。四川保路風潮發(fā)生以來，影響遍及全國，人心躍動，蔣翊武又再三說，時機到了，多次密開軍事會，被舉為總司令，遂設樞紐指揮于武漢三鎮(zh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