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六年之后，我進了浸會書院中文系，再也不受所謂的風紀隊監(jiān)視，可以為所欲為。大學老師通常不管規(guī)矩，當然是認為我們已有足夠的自治能力，不會干出太過分的事來。我以為在街頭吃東西不是什么不法行為，肚子吃壞了，刑責自負就是了，頂多是拉一場肚子，沒什么大不了的。浸會書院在九龍?zhí)粒壹易≡谒髼康?，介乎旺角和九龍?zhí)林g，在上學途中，少不了也遇到街邊檔，有很多好吃的東西可買。其中就有一個男小販，他做的碗仔翅味道特別好，比諸我多年前吃的還更好吃。從此，我?guī)缀趺啃瞧诙汲陨弦煌?，如果哪個星期沒有吃得上，就有種悵然若失之感。

那時我是個不努力的學生，選讀中文系之前，我對中國文學有種幻想，以為老師會教我欣賞詩詞或小說導讀，采用比較具有趣味性的教學方式。誰知課程大都是枯橾無味的文學導論、文學史、訓詁學、小說史等，縱然有詩詞課，老師都是拿著別人的教本，做著搬字過紙的“運動”而已。教我小說與戲劇那門課的是名作家徐吁先生，當時他是中文系主任，年紀也快七十歲了，教書很認真，但演說卻不動聽，很愛用蠅頭小字把筆記寫在黑板上。他態(tài)度溫文爾雅，衣著崇尚歐洲式樣，很有學問，但卻不知道如何傳授給我們。我當時年少無知，缺乏耐性，覺得他的數據可在某些書上找到，用不著枯坐在課堂上抄錄下來，所以時常取巧逃課，和幾個同學往吃碗仔翅去了。

浸會畢業(yè)后，找到一份小學教師職位，學校在九龍彩虹村里，附近有許多熟食小攤子。我對于在街頭吃東西的興致仍然很濃，也沒有因為已經為人師表而有所顧忌。記得有一次正在吃著碗仔翅，卻有個我班上的女學生跟我打招呼，我看看她，原來她也在吃著碗仔翅，她的神情一點兒也不驚慌，反而我卻有一種被逮著了的感覺，但回心一想：我從沒有警告過學生不準在街邊飲食，登時感到釋然。

在香港教書只有短短的兩年，我又回到大學當學生，去了美國的南伊利諾伊州的大學。那兒是個小城，學生兩萬多人，占了小城的大部分人口比例。那兒沒有像樣的中國餐廳，更不用說買中國的煮菜材料，頂多買斤小芽菜，其他好吃的中國菜則全賴文正爸媽從香港按月寄來的罐頭包裹，里面有香菇、罐頭食物，有時也有家鄉(xiāng)零食。如果要吃中國菜，非要動腦筋不可，時常要做到無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