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競爭，漢武帝還算公平，給大家設了一個擂臺，讓各大學派的掌門人公開過招，漢武帝親自來當裁判。這個裁判意義重大，開了風氣之先，要知道，后世著名的石渠閣擂臺和白虎觀擂臺也都是由皇帝來為學術爭議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一個問題：難道皇帝的學術水平還能高過在擂臺上過招的那些學術專家嗎，這些人可都是全國范圍內最頂尖的高手哎！

但這時候高手不高手的看來并不重要，權力永遠要凌駕于學術之上：一方面來說，皇帝的身份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最偉大的統(tǒng)治者，同時還是最偉大的導師和最高大祭司；另一方面，只有符合權力要求的學術才能在擂臺獲勝反過來說，學術為了獲勝，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須改造自己以迎合權力的需要。

一旦某種學術被立了官學、設了博士，榮華富貴也就隨之而來了。當然了，專家學者們都是些飽讀詩書的高尚人士，想來在打擂的時候是不會有這種庸俗念頭的?，F(xiàn)在，《易》學、《尚書》學等等我們暫且不談，就單說這個"公羊學"。事情是這樣的：《春秋》學要立博士，《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是解釋《春秋經》的，見解有同有異，那時候人們的腦瓜還不夠開通，覺得這兩者只能立一家，于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臺，比武過招。

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單聽名字就知道是個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貨雖多，卻笨嘴拙舌，辯不過董仲舒。這就好比請陳寅恪上"百家講壇"和易中天"爭鳴"，陳老前輩恐怕輸面居多。再加上當時的丞相公孫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學專家，哪能讓榖梁派討了好去。結果瑕丘江公敗北而歸，漢武帝尊崇公羊學，安排太子學習《公羊傳》，公羊學從此大興。

公羊學之興，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孫弘，他這位公羊專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卻不但當了丞相，還封了侯，這對天下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于是"天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矣"。

但是，斗爭并沒有就此結束，太子雖然聽了皇帝爸爸的話，開始學習公羊學，可學完之后卻悄悄喜歡起《榖梁傳》來了，于是找了位老師來輔導學業(yè)，而這位老師正是當年擂臺敗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發(fā)展到這一步，人們很容易推測出來：漢武帝早晚是要駕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后，公羊學必定失寵，榖梁學則要卷土重來。

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推測，但是，中途卻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這就是武帝朝極為著名的那場"巫蠱之禍"，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親娘、老婆、兒女，在這場動亂中全部死光。

太子的親娘就是著名衛(wèi)子夫，所以，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稱為衛(wèi)太子，前文提到雋不疑本著"春秋大義"毅然抓獲一個在宮門外自稱衛(wèi)太子的人，起因就在這里。

衛(wèi)太子事件是一起轟動朝野的冤案，而衛(wèi)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個襁褓之中的孫子被人偷偷救了下來，撫養(yǎng)在民間，后來又陰差陽錯地做了皇帝，是為漢宣帝。漢宣帝自幼在民間就聽說祖父當年愛讀《榖梁傳》，于是自己也勤于誦習，待到即位之后，便以皇帝之尊公開貶斥公羊學、尊崇榖梁學，這其中所蘊涵的恐怕并非什么政治考慮，而是對祖父的懷念和對曾祖父的報復吧？這段史事，是《漢書》當中極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后，《公羊傳》和《榖梁傳》各有浮沉命運，暫不細表，而"三傳"中的《左傳》卻終西漢之世始終未被列入官學，后來在新莽之際受到官方大學者劉歆的推崇，其后又在劉秀時代曇花一現(xiàn)，及至魏晉以后才漸重于世，至于真正升格為"經"而與《公羊傳》、《榖梁傳》并列（甚至超過公、榖）則要晚到唐代。這段歷史，伴隨著長達兩千年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脈絡過于復雜，還是留到以后再說吧。

《公羊傳》和《榖梁傳》早為官學，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學，就有相應的官辦研究院，院里也有專業(yè)的研究員，但我們千萬不能把它們和現(xiàn)代的大學作類比如果要作個類比的話，大體可以說：漢朝的官辦研究院相當于現(xiàn)代的黨校，院里的博士相當于現(xiàn)代的黨校老師。即便不談籠統(tǒng)的儒學，單就《春秋》學而言，通經致用之風歷數(shù)朝而不衰，比如牟潤孫講宋代經學，說："宋人之治經學，談義理者則言《易》；談政治者則說春秋大義。" 所以說，當年的儒學（或僅僅是春秋學）絕對不是像后來那樣僅僅成為象牙塔里的皓首窮經，搞得個"人誰載酒問奇字，我欲攜經坐古龕"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熱火得很，經義學問被廣泛應用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