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對這段諸侯王演變的歷史一定熟稔在心，封建的起因總能叫他對高帝的迫不得已感同身受。

分封異姓諸侯王，不過是應對手握重兵的開國功臣的權宜之計；同姓諸侯王的出現(xiàn)，也不過是朝廷在尚無力全面掌控天下時做出的過度授權。更何況，面對王國對帝國中央政權的威脅，高帝、呂后、文帝自開國以來就從未停止過削藩，這又使得晁錯堅信削藩的合法性。高帝幾乎將異性諸侯王連根鏟除；呂后或殺或廢，剪除掉四個同姓諸侯王，又奪走齊國三個郡削弱其實力；文帝大規(guī)模拆分諸侯王國，王國數(shù)量雖然有所上升但單個諸侯王的實力卻大為下降。歷經(jīng)帝國兩代近半個世紀的戰(zhàn)爭討伐與權謀捭闔，現(xiàn)在實力不曾獲得根本損傷的僅剩吳、楚兩個大國了，這正是晁錯的目標所在。

就任御史大夫不久，晁錯便將早已寫就的“所更令三十章”上奏景帝，歷數(shù)諸侯王的罪行，奏請即刻削藩。諸侯王的罪行已經(jīng)是帝國公開的秘密，于公而言諸侯王權限之大已經(jīng)嚴重損毀了帝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秩序，諸侯王擅自任免王國高級官吏，收容朝廷通緝的罪犯，殺戮大臣平民，擁有貨幣發(fā)行權，壟斷自然資源獲取暴利，吳王劉濞甚至裝病二十余年不來長安朝見天子。于私而言諸侯王道德敗壞、奢侈腐朽，楚王劉戊甚至在薄太后國喪期間淫亂。

這一切罪過的根源，在晁錯看來完全是由于諸侯王的實力太過強大，文帝留下的是一個擁有五十九郡的龐大國家，遍布天下的十六個諸侯王國控制著其中的三十二郡，直屬朝廷的不過二十七郡{22}。而這二十七郡中還多有開國以來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所封二百零四名列侯的侯國。

天下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于高帝時代，設立同姓諸侯王的目的原本是要靠血緣關系來統(tǒng)治地方、拱衛(wèi)皇權穩(wěn)固，現(xiàn)在休養(yǎng)生息幾十年的朝廷擁有足夠的力量直接控制帝國每一個角落；世代更迭也將皇帝與諸侯王的血脈關聯(lián)稀釋，現(xiàn)在的楚王劉戊只是與景帝擁有一個共同的曾祖父（高帝劉邦的父親），吳王劉濞乃是景帝的堂叔，這種疏遠的關系已經(jīng)足以叫晁錯懷疑，即使出現(xiàn)嚴重的叛亂，他們到底又會站在哪一邊。

晁錯的分析一定對景帝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歷史和現(xiàn)實都要求削藩，而且刻不容緩；前朝的歷史，又可以證明削藩幾乎沒有危險，高帝鏟除七位異姓諸侯王或許不具備可比性，但呂后差不多將齊王逼入絕境，文帝也將齊、趙、淮南肢解畢竟是事實吧，可又有哪個諸侯王不是老老實實吞下這一杯苦酒還要山呼萬歲呢？更何況晁錯這次只不過是要減掉諸侯王幾個城池罷了。

如果只是熟諳歷史、精通法典，那晁錯依然不過是個坐而論道的書呆子，僅僅對過往歷史作個簡單梳理，別說不足以說服景帝，甚至連晁錯自己都不敢確定削藩政策將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但我們顯然不可低估晁錯的實踐智慧，他的對策是鼓動景帝在小范圍內(nèi)做出試驗。景帝二年（前155），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以賣爵事有奸，削其六縣。二王平靜地交出了朝廷指定的郡縣，波瀾不驚的結果使得晁錯和景帝自信滿滿，貌似桀驁不馴的諸侯王不過如此。

就算到了這一步，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景帝依然是謹慎的，即便貴為天子，重大政策的施行仍然需要獲得最大限度的支持，他將晁錯的建議交付大臣廷議。事關帝國大局的國策討論出奇地沉悶，宗室、列侯、公卿幾乎沒有明確反對，唯獨竇嬰竭力阻止。這次廷議的關鍵在于，晁錯的削藩主張自文帝時期起就是他公開的政治標簽，景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將這樣一個人拔擢重用直至御史大夫的高位，本身就明確透露出天子的政策傾向，即使反對又有什么用呢？反過來，大臣們的集體靜默，卻可能使得晁錯和景帝就此斷定真理和輿論全部站在他們一邊，最終堅定其削藩的主張。

這是近乎完美的決策論證過程，歷史給出了削藩的必要性，現(xiàn)實說明了削藩的可能性，輿論證實了削藩的合法性，邏輯縝密且無懈可擊，但是晁錯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前代君主削藩之所以相對順利平穩(wěn)，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他們久經(jīng)考驗的威望和洞徹人性的高超政治技巧，而這卻是即位才不過兩年多一點的景帝遠不具備的。

歷史將證明，這個致命的疏略會最終葬送晁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