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基思的模式可能是太好了。在經歷了一個改革性的開始之后，特德·希思政府（我和基思都在其中供職）提出并且?guī)缀鯇崿F了一個當選的英國政府能夠預期的、社會主義的、最為激進的模式。它對價格和股息進行國家控制；而為了換取工會對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認同，它作為代表全國工會聯合會、英國工業(yè)聯合會和政府三方的一個共同機構卻忽視了經濟政策中的疏漏。我們因此而避免了工會聯合會中的保守派和猜疑派對我們的憎惡--他們可能不會相信他們的"階級敵人"會準備不戰(zhàn)而降。

沒有哪一種政府理論能像民主社會主義在英國這個民主國家里這樣，獲得更公平、時間更長的實踐了。然而，從任何方面來講，它都是一個慘痛的失敗。它非但沒能扭轉英國與主要的工業(yè)競爭國的相對衰落的趨勢，相反，它還加快了這一趨勢。我們與這些競爭伙伴的差距更大了：到1979年時，我們已經被廣泛地戲稱為"歐洲的病人"。西方世界總體興起的富足也掩蓋了我們經濟地位的相對惡化。戰(zhàn)后，西方世界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了長期的經濟擴張；作為西方國家的一員，我們也不可能不從其中受益。但是，如果說我們確實從中受益匪淺的話，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意大利和丹麥--則從中受益更多。而且，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逐漸過去，我們開始走向衰敗--無論是從絕對意義上還是相對意義上來講都是如此。

20世紀50年代，貨幣需求的增加先是使生產實現了真實的增長并使失業(yè)率下降，然后又導致了價格的輕微上漲，現在又在生產和失業(yè)關系圖上表現不是很明顯的情況下直接造成了高通貨膨脹。國家的補貼和對投資的指揮更增加了低效率的產業(yè)，投資回報率也進一步降低。在世紀之交制定的、原本旨在賦予工會以保護性的豁免權的法律，現在卻被加以濫用，來保護工會的排他性限制措施和冗員；而且還支持罷工，強迫工人加入聯合工會并違背他們的意愿參加工人運動。社會福利的分配也很少或者根本不考慮它們對人們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從而不僅鼓勵了非法行為，還造成了家庭的解體，并以鼓勵懶惰和欺騙取代了鼓勵人們投身工作和自立。最后的幻想--即國家干預可能會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穩(wěn)定，或者用保守黨的話來說，"一體的國家"--也在那個"不滿的冬天"里崩潰了：死者沒有人埋葬，危重病人被工會的糾察隊員趕出了醫(yī)院，全社會充斥著一種復雜無序的妒忌和莫名的敵意。要想用社會主義這副藥來治療英國的疾病，那就像試圖用吸血蟲來治療白血病一樣。

然而，不管是出于國際還是國內的原因，另外一條途徑卻是需要的。英國已被削弱的經濟地位意味著作為一個國際角色，它必然同樣會感受到陣痛和損傷。我們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減弱，其中最痛苦的經歷是1956年出兵蘇伊士運河遭遇的失敗。這不僅是一次軍事行動的失敗，更是政治和經濟衰弱造成的結果：由于美國政府鼓勵拋售英鎊，英國不得不從運河地區(qū)撤出了獲勝之師。然而，不管這次失敗的細節(jié)如何，它都深入到英國人的靈魂，并扭曲了我們對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