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的鄭振鐸，收信之后大概是傳播了這封書信中的意思，于是便引出臺靜農(nóng)的來信詢問。12月27日，魯迅在致臺靜農(nóng)信中解釋說：“《北平箋譜》竟能賣盡，殊出意外，……印書小事，而鄭君乃作如此風度，似少函養(yǎng)，……寫序之事，傳說與事實略有不符，鄭君來函問托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簡字），以誰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識之故。至于不得托金公執(zhí)筆，亦誠有其事，但系指書簽，蓋此公夸而懶，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托延至一年半載不報，而其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犯不著向慳吝人乞爛鉛錢也。關于國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為人作書，惟平日頗嗤其擺架子，或鄭君后來亦有所聞，因不復道耳?！?/p>

這里的“天行”指的是魏建功，“容某”即容庚，“國家博士”指劉半農(nóng)。

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舊歷五十大壽的日子，他不僅在八道灣家中設壽宴五席招待親朋好友，而且專門寫作了兩首打油詩，先以《五十誕辰自詠稿》為題發(fā)表在當年2月的《現(xiàn)代》雜志4卷4期；然后又以《五秩自壽詩》為題刊登在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創(chuàng)刊號中。詩稿發(fā)表后，沈尹默、劉半農(nóng)、林語堂、蔡元培、沈兼士、錢玄同、胡適等人紛紛唱和，從而引起左翼文化界的魯迅、胡風、廖沫沙等人的嚴重關注和強烈不滿。

同年4月30日，魯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表態(tài)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群公相和，則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于清流或輿論矣。”

5月10日，魯迅又在致臺靜農(nóng)信中批評說：“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人間世》我真不解何苦為此，大約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p>

到了1935年5月20日，重病纏身的魯迅采用“敖者”的署名，在《太白》半月刊2卷5期發(fā)表短文《死所》，其中再一次提到錢玄同：“今年，北平的馬廉教授正在教書，驟然中風，在教室里逝去了，疑古玄同教授便從此不上課，怕步馬廉教授的后塵。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實比死在家里的著實少?！氵€不怕，仍舊坐在家里嗎？’”

“敖者”就是《鑄劍》中以同歸于盡的極端方式替少年眉間尺包辦復仇的“黑色的人”宴之敖者，魯迅在這篇文章中針對老朋友、老同學錢玄同所要表現(xiàn)的，正是《我來說“持中”的真相》中已經(jīng)聲明過的“報仇雪恨，《春秋》之義也”。

相比之下，胡適與錢玄同之間圍繞著同一個話題，卻留下了善意互動的一段佳話。

1926年9月12日是錢玄同的四十大壽，由于“三一八”慘案的爆發(fā)，北京政學兩界的著名人士紛紛南下，錢玄同自然沒有心情拿自己的四十大壽大做文章，遠在國外的胡適也沒有閑暇寫作他的《手槍》詩。到了第二年，錢玄同在周作人、孫伏園等人的鼓動下，要在《語絲》周刊舉辦“成仁周年紀念”。1927年8月11日，胡適從上海給錢玄同寫信，信中錄入了“援筆陳詞”的一首《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該死的錢玄同，怎會至今未死！/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著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恥。/這樣那樣遲疑，過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場，不曾來監(jiān)斬你。/今年忽然來信，要作“成仁紀念”。/這個倒也不難，請先讀《封神傳》。/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蓋在身上，腳前點燈一盞，/草上再撒把米，瞞得閻王鬼判，/瞞得四方學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處念經(jīng)拜懺，/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獄搗亂?！?6

1930年12月4日，被免除教育部長職務的蔣夢麟，在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強力支持下調任北大校長。胡適隨后也返回北平就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再一次與錢玄同、周作人、劉半農(nóng)等《新青年》同人成為北大同事。晚年錢玄同與胡適之間最為重要的合作，是1933年12月執(zhí)筆書寫由胡適為大青山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撰稿的白話碑文《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zhàn)死將士墓碑》，這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第一塊采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刻寫的白話碑文，其中寫道：“這里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里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么報答他們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