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于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fā)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后把一切留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jù)前朝留下來的記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后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yè)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后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xiàn)實里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毀滅事實留下的痕跡，于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一種政治了。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里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于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于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tǒng)欲望，尤其容易養(yǎng)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于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fā)言人，替官撫民。

有見于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筑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fā)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愿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冤。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么樣？”他又呼吁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jié)”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么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后，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于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jù)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么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jiān)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幸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于全國十三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么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fā)現(xiàn)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愿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qū)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里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shù)卣男蜗罅T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贊美譽。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xiàn)了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fā)現(xiàn)網(wǎng)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里，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qū)可能出現(xiàn)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道還要讓位于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媒體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tǒng)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shù)學子爭取安全環(huán)境的義舉。

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于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后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題為“歷史？還是大局”，刊于《明報·筆陣》2008年0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