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體西用之說

三國時期，中國一分為三，其中之一的魏后為晉所取代，統(tǒng)一了天下。然而晉的統(tǒng)治也如同曇花一現(xiàn)，很快就敗落了。由于晉王朝內(nèi)部皇族紛爭，國力消耗殆盡，從而招致了北方民族的南下。 316年晉滅，皇族中的一人逃往南方，在南京建立政權，史稱東晉。以位于黃河和長江之間的淮河為界限，中國出現(xiàn)了長期的南北分裂對峙局面。北方又分為五胡十六國，眾多民族輪番上陣，建立短命政權，最后統(tǒng)一北方的是北魏王朝。南方有六朝，都是以南京為舞臺，上演了幾個短命王朝的興衰史。最終實現(xiàn)南北大一統(tǒng)的是北方的隋朝。自 589年算起，南北分裂的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了 270多年。

在南北朝時期，北魏雖然實行了同化政策，但是當時正統(tǒng)文明卻是在南方?！安荒苈浜笥谀戏健薄谶@種意識下，北方不斷努力。然而在“國史案”中，北方的中華思想暴露無遺。綜合來看，可以說北方文化追上了南方，尤其在種類上，甚至超過了南方。

我們在《唐詩選》詩集中，讀到過許多唐代優(yōu)美的詩作?！短圃娺x》中收錄了一百二十八位詩人的作品，我對這一百二十八位詩人按照出身做了分類，除數(shù)人出身不明外，以南北朝時代的邊境來劃分，其中北方占一百多人，南方不過十余人。而在南北朝時代，幾乎所有的文人都是南方人，如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沈約，等等。文人庾信作為使節(jié)被南朝梁派往北周，后來被扣押，并在北周任職。北方一直處于文人匱乏的狀態(tài)中。

然而到了唐朝，從《唐詩選》便可看出當時情況已經(jīng)完全出現(xiàn)了逆轉(zhuǎn)。

中華思想在同一個舞臺上，以文明史觀為中心，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當與另一種“文化”碰撞時，便會出現(xiàn)大混亂。鴉片戰(zhàn)爭（1840—1842）的戰(zhàn)敗，就表明了歐洲文明以更加絢麗的姿態(tài)勝出。

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華思想便以一種滑稽的形態(tài)存在。所謂滑稽，是指它對外界事物視而不見，因為相信自己是第一，所以對其他漠不關心。即便是在貿(mào)易方面，也不愿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場之上。當英國使節(jié)馬戛爾尼前來商議通商事宜時，當時在位的乾隆皇帝向英國國王喬治三世（ 1760— 1820年在位）回復敕諭，內(nèi)容如下：

——天朝物產(chǎn)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

意思是說，我們不需要外國之物，天朝不過是為了“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才答應與周邊通商的。

馬戛爾尼在熱河會見乾隆皇帝時是1793年。從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中便可看出當時對方是如何的發(fā)達。更能通過事實證明的是

——船堅炮利。

英國的軍艦堅固，大炮精準度高，這都是清王朝所遠不能及的。

瓦斯科·達·伽馬（1469？—1524）和哥倫布（1446？—1506）乘載重量不過二百噸的船只航海之前，明朝鄭和便集七八千噸的巨輪航行至非洲?；鹚幵疽彩怯芍袊l(fā)明的。這些中國所不及的船堅炮利，并非中國創(chuàng)造不出。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為了學習西洋技術，發(fā)起了“洋務運動”。原稱之“夷務”，由于外國人對此多有微詞，后來便改為了“洋”字。

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 1837—1909）等政府高官。他們都是接受過古典教育，并是在科舉中及第的進士。他們所學的是中國學，即儒學，并將此作為根本的信念從未動搖過。

——子曰：朝聞道，夕可死。

這是《論語·里仁篇》中的名句。《易經(jīng)》中載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p>

西學——西洋技術是器，中學是道。因此，形而上之“道”是根本，形而下之“器”是末。“道先器后論”——這便是這些精英們認為在接受西學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洋務運動興盛之際，曾向國外派出眾多留學生。清政府還為這些公費留學生專門派遣了一些教授儒教的老師。作為李鴻章智囊團成員之一的馮桂芬（ 1809—1874）便發(fā)表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之論。所謂“倫常名教”便是指儒教。

日本也曾有一段時期，號召精英們成為“和魂洋才”。西洋的技術才能是必需的，但是不能為學技術而放棄大和之魂。類似的詞語還有“士魂商才”。

和先前所提到的“道先器后”相似的還有另一種說法——“中體西用”，意思是以中國為根本，把西洋之物當作“用”、“器”。根本為首要，無論“用”、“器”如何優(yōu)秀，如果失去了根本便毫無意義。

《論語·為政》中的名句：

——君子不器。

器即用，指技術。器和用合在一起，在日語中有“あの人は器用だ”（意思是：那個人手很巧）的用法，漢語中“器用”一詞表示用途作用，也是有用之才的意思。所謂有用，專指技術方面。朱子學中，稱現(xiàn)實中的物象為“器”，稱其根本為“道”。現(xiàn)實的物象為末，雖然有用，但卻不是根本。

或許會有人產(chǎn)生疑問：“射”和“御”難道不是技術嗎？這兩項技術和禮、樂綜合在一起，方為君子之教養(yǎng)。單論射和御，不過是器而已。只擅長繪畫的人還是被貶稱為“畫工”。

相比于器和用，儒教更重視“道”和“體”。諸子百家時代，儒家不過是諸多思想流派之一，當時的儒家確實較為出色。然而一旦取得了國教性地位，成為維護王朝秩序的“御用”思想后，儒教便將其他思想視為異端進行鎮(zhèn)壓。兩千多年以來，對于中國人而言，儒教已成為絕對的思想，因此當西方的科學技術進入時，也只是被當作“器”、“用”而已。

清末駐英兼駐法公使郭嵩燾（1818—1891）歸國后，發(fā)表了《使西紀程》。他在書中提到：

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

引起了軒然大波。

該著作發(fā)行于 1878年，也就是日本明治十二年。在儒教看來，西洋只有器，即所謂的“末”，并無“本”。因此，保持中國之“本”，以西方之“末”為補充，便是當時進步人士的觀點。郭嵩燾提出，西洋“本”、“末”皆有，這種觀點很快便遭到了抵制，《使西紀程》也被停止發(fā)行。

西洋在技術上發(fā)達，但是思想文化制度上仍是中國居上——在當時這種強烈中華思想不容侵犯，無人敢質(zhì)疑。因此郭嵩燾的思想被認為是極為荒唐的，遭到了一片責難。他在《使西紀程》中提到，西方的富強不僅僅是由于其技術的發(fā)達，而且作為其根源的思想、文化、制度也都是極為優(yōu)秀的，盡管現(xiàn)在看來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