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狄克說，西方資本主義者利用壓榨殖民地和類似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資奴隸”勉可糊口，因而避免了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中國若要爭取國家自由，就得靠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奮斗，來轉移和挫弱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另一個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給蔣經國等若干學生。蔣經國成為接受托洛斯基正統(tǒng)立論主張的學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輕的左翼中國學生認同托洛斯基的主張，認為共產國際必須以推動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為最高優(yōu)先要務，否則歐洲、日本等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將會壓制中國這類落后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而摧毀社會主義祖國本身。

此時的中國，北洋軍閥發(fā)動戰(zhàn)爭，產生新的合縱連橫局勢，莫斯科的中國青年學生聽到馮玉祥倒戈，和張作霖、吳佩孚抗爭的消息，大為振奮。然而，馮玉祥進占天津，兵力過于分散，旋即被迫放棄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國共產黨籍學生來到中山大學報到。當年二十一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由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L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幾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諢號。鄧小平由于在巴黎有過一段奮斗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有特權，本人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鋪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據(jù)中山大學畢業(yè)的同學的說法，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tài)和表現(xiàn)。3可惜我們迄今還未看到他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不過，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勉強才五英尺，比蔣經國還矮，但兩人因體型相近，反倒備覺親近。蔣經國經常借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歷。于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的《紅墻》發(fā)表。鄧小平與張錫媛熱戀——張父是鐵路局的一位主管，張本人則是與蔣經國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之一。

同年1月，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學美國的課業(yè)，取得工程碩士學位，并于賓州某煤礦場有了一年實習經驗，回到廣州。陳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機要秘書的工作。這位年輕、英俊的留美歸國學生，立刻見識到了蔣介石的火暴脾氣；他向蔣報告說，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蔣再破口大罵人，他立刻辭職走人。蔣介石保證以后不再罵臟話，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他遵守承諾。陳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長一樣，忠誠追隨蔣氏，日后成為國民黨內的要員。

陳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過濾情報報告。他說，因此“他非常了解共產黨的勾當”。這些材料來自于陳果夫在青幫協(xié)助下布建成功的線民網(wǎng)，陳氏兄弟把蔣氏在廣州及其他地區(qū)的敵人及潛在敵人的資訊，源源不斷地提供給蔣。3月18日，中國共產黨執(zhí)委會一名成員向蔣密報，有人醞釀陰謀對付他。兩天之后，國民革命軍的炮艇“中山艦”（譯按：即永豐艦改名）突然神秘地由廣州開往黃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蔣介石當機立斷，采取行動，逮捕中山艦艦長（譯按：黃埔軍校畢業(yè)生李之龍）、船員以及周恩來等二十五名共產黨員。此時，蔣已牢牢掌控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他向蘇聯(lián)方面擔保，無意破壞與蘇方或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系——他只是對付犯錯的個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開會的鮑羅廷提早回廣州，也請已經奉命回國的布魯徹將軍，再回廣州復任高級軍事顧問。蔣氏并發(fā)表公開信，昭告黃埔軍校學生，他和孫總理一樣，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陣線就不能統(tǒng)一，他釋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來等一干中共黨員，并逮捕若名干右翼軍官，以示平衡。

蔣介石原本認定國民黨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不至于嚴重威脅到自身的優(yōu)勢。但是，在中山艦事件爆發(fā)之前，他已接到陳氏兄弟提供的報告，起了疑慮，遂采取行動，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權勢。同時，蔣氏了解，北伐要成功，蘇聯(lián)的物資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時、如何與共產黨絕裂分手，要視事態(tài)發(fā)展而定。在蔣氏的盤算里，國共合作也可以無限期持續(xù)下去，只要蘇聯(lián)和中共不挑戰(zhàn)他的權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