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朝奉郎興哥（也就是汪華），原型是歷史上的一個真實人物。他在隋末兵燹戰(zhàn)亂、天下動蕩不安時揭竿而起，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也就是今浙江、皖南的許多地方），割據一方，自稱吳王。他后于武德四年（621年）歸順大唐，持節(jié)總管六州軍事，授歙州刺史，位上柱國，封越國公，后來死于長安，死后謚號“忠烈王”，歸葬歙縣。鄉(xiāng)人為之立祠崇祀，直到現在，徽州還有不少忠烈祠。忠烈祠也叫汪公廟，汪華被稱為越國公汪王神，俗稱“汪公大帝”。近數百年來民間尊奉汪華為“太陽菩薩”，徽州各地有“游太陽”的祭神活動。越國公汪華是徽州最負盛名的地方神，因此，《豆棚閉話》將汪華塑造成一個徽州朝奉，一個典型的典當業(yè)商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明代以來，在江南各地，不僅是通都大邑有典當鋪乃至“典當巷”甚或“典當街”，而且，典當業(yè)的觸角更深入到了僻野荒村。俗有“無徽不成典”的說法，一般民眾遇到的徽州人，除了壟斷價格的鹽商外，最多的就是典當商。在民眾的心理中，“荒年熟典當”，典當業(yè)總是乘人之危而暴發(fā)不義之財，典當商成了農村社會貧困化的罪魁禍首，典當商往往是“為富不仁”的代名詞。這在三言兩拍以及清代的《儒林外史》等小說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五《衛(wèi)朝奉狠心盤貴產，陳秀才巧計賺原房》中的衛(wèi)朝奉，可以說是見利忘義、貪婪成性的徽商形象：

卻說那衛(wèi)朝奉平素是個極刻剝之人，初到南京時，只是一個小小解鋪，他卻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他卻把那九六七銀子，充作紋銀；又將小小的等子稱出，還要欠幾分等頭。后來贖時，卻把大大的天平，兌將進去，又要你找足兌頭，又要你補夠成色，少一絲時，他則不發(fā)貨。又或有將金銀珠寶首飾來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便一模二樣，暗地里打造來換了，粗珠換了細珠，好寶換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細述……

這位衛(wèi)朝奉經營典鋪，通過各種手法盤剝顧客，大發(fā)不義之財。在明清時代，在“無徽不成鎮(zhèn)”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衛(wèi)朝奉的形象幾乎成為徽商的典型，成了唯利是圖者的代名詞。在當時，“徽州朝奉臉”或“朝奉面孔”相當著名，成了民間耳熟能詳的一個形容詞：如果說某人“做出徽州朝奉臉”，就是形容惡狠狠的高利貸盤剝；而“徽州人口氣”或“徽州朝奉口氣”，則是形容某種令人厭惡的傲慢。以至于在當時，凡是刻意盤剝、貪得無厭者，即使不是徽州商人，也被人類比成為“徽州朝奉”。當時人對于徽商有許多怨毒的稱呼，如“徽狗”、“卵袋朝奉”等，連帶著對于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加以夸張性地丑化。譬如，徽州人素以節(jié)儉著稱，晚明旅行家謝肇淛曾經指出：徽州人“衣食亦甚菲嗇，薄糜鹽虀，欣然一飽……至其菲衣惡食，纖嗇委瑣，四方之人，皆傳以為口實，不虛也”。這說明徽州人確實是節(jié)儉成性。不過，江南各地的一些民眾，為了發(fā)泄對席豐履厚的徽商之不滿，加油添醋地塑造出徽州人的種種社會形象。例如，《豆棚閑話》第三則《朝奉郎揮金倡霸》中的老朝奉汪彥，讓興哥前往平江（蘇州）下路開設典鋪，湊足一萬兩，“照例備了些腌菜干、豬油罐、炒豆瓶子，歡歡喜喜出了門”。腌菜干、豬油罐和炒豆瓶三個道具，可以說是形象地勾勒出徽州人的日常生活嗜好，也真實地反映了徽州人節(jié)儉的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