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普遍法則：在政治光譜上偏左側的人傾向于強調人權，偏右側的人傾向于強調財產(chǎn)權。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問一名自由主義者，個人是否有權利拒絕將部分財產(chǎn)賣給非洲裔美國人，他（她）一定會回答：“不！只要該非洲裔美國人有錢購買該財產(chǎn)，賣方?jīng)]有拒賣的權利。”請注意，自由主義者并不是不重視財產(chǎn)權，他們明白地表示，準買主應擁有賣方所要求的金錢數(shù)量，一旦此條件滿足，自由主義者便會要求買賣雙方完成該項交易。在這個例子中，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乃根據(jù)如下的假設：非洲裔美國人在道德上與其他人是平等的，因此不應該因其種族之故遭到歧視。此處的重點顯然是在人權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相同的問題詢問保守主義者，他們的回答將有所不同。他們可能會說，盡管種族偏見是令人遺憾的，但如果財產(chǎn)所有者基于種族偏見堅持拒絕將其財產(chǎn)賣給特定的個人，他們絕對有權利這么做。為什么？因為那是他們的財產(chǎn)。此處保守主義者認知到人權與財產(chǎn)權之間的沖突，但是他們認為財產(chǎn)權明顯地高于人權；財產(chǎn)所有權勝過人類平等。保守主義者不同于當代自由主義者，他們甚至可能主張財產(chǎn)權也是一種人權。不過只要我們仔細審視保守主義者對于各種人權的態(tài)度，便會發(fā)現(xiàn)，事實上他們堅稱財產(chǎn)權凌駕于所有其他人權之上。

隨著我們朝向政治光譜的兩端移動，直到最遠的末端，人權與財產(chǎn)權之間的平衡也逐漸倒向極端：一端認為財產(chǎn)權不存在，另一端則完全否認人權。在最左的一端，馬克思預言共產(chǎn)主義將是民主的，絕對不允許私有財產(chǎn)或不平等的存在。在另一個極端，墨索里尼則完全否認人權，堅稱個人沒有正當性、權利和理由脫離民族國家而存在；個體唯一的功能便是為國家的利益賣力生產(chǎn)，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人即應被清洗。

為進一步突顯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哲學差異，我們不妨思考一下由它們各自的價值觀所產(chǎn)生的各種不同目標。如前所述，左派有平等主義的傾向。社會主義（一般被視為一種左派經(jīng)濟理論）主張消除社會差異、創(chuàng)造物質平等，因為它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縮小社會上的貧富差距。

在政治上，左派人士同樣也提倡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激進主義者傾向于主張純粹的民主。盧梭（當代激進主義的創(chuàng)始者）和馬克思都要求所有人平等地分享政治權力。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則采納代議政府，但堅持最終的政治權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

相反的，右派人士則是大言不慚的精英主義者（elitist）。資本主義在今日是一種保守主義的經(jīng)濟體制，在過去卻不然。資本主義的締造者亞當·斯密，便是18 世紀的一名古典自由主義者；在那個時代，資本主義代表了自由主義對于重商主義現(xiàn)狀的一種挑戰(zhàn)。（第五章會有更多關于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之間沖突的說明。）然而，資本主義在現(xiàn)今變成了一種現(xiàn)狀；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支持該體制者，自然代表了一種保守主義的立場。

資本主義容易使社會階層化。功成名就者受人尊敬并且得到酬賞，一無所成者則遭人遺棄。最后結果便是社會的階層化——這也是右派人士所企求的一種精英主義境況。

在政治上，右派人士也倡議一種精英主義的結構。保守主義者和反動主義者均認為，一般人多少是不平等的，需要加以指引，因此他們偏好一種“上位者下令，下位者服從”的社會。越是往光譜的右端望，其所希望的社會越結構化、威權化，直到最右端，便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視他的社會為一金字塔形社會：底層是一般大眾，他們的義務是盡可能好地完成其職能；頂端是黨員，其中最頂端的位置便是領袖。領袖的職能是感知何謂美好、正義與權利，并據(jù)此統(tǒng)治社會。一般大眾被期待毫不質疑地順從領袖。

相反的，左派人士則冀望使個人自由最大化。自由主義者相信，人們獨處時普遍都會表現(xiàn)出良好的舉止，因此他們期待政府在管制個體的活動時，能夠以最輕巧的手法。自由主義者希望節(jié)制警察權力的另一理由，在于他們對于可接受的人類行為的界定普遍較為寬廣；在他們眼中的不正當行為比保守主義來得少。舉例來說，許多自由主義者認為“無被害人的罪行”不應該被視為犯罪。因此一些左派人士聲稱，嫖妓是成人間兩相情愿的行為，與他人無關。而大多數(shù)的保守主義者則堅稱，賣淫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惡的，因此一定要使它非法化。同樣地，大多數(shù)的保守主義者認為，非處方性麻醉藥的使用應該非法化，“反毒戰(zhàn)爭”應該持續(xù)下去。相反的，大多數(shù)的自由主義者則主張，對付毒品的濫用，教育和治療比警察干預更有效。為數(shù)日增的左派人士指出，“反毒戰(zhàn)爭”（自尼克松總統(tǒng)于1972 年宣示反毒以來，它已經(jīng)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zhàn)爭）顯然沒有成效，實際上是適得其反，因為在當局熱衷于取締毒品之際，他們正踐踏著無辜人民的公民自由。有些左派人士更進一步地主張，解決毒品泛濫的最好方法，或許是使毒品合法化。他們宣稱，如此一來將使毒販無利可圖，而自街頭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