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

通過對中華文明原典的研究，我們不僅發(fā)現了中國古典哲學、政治經濟思想的核心，我們還發(fā)現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學術的學術體系，這種已經在東亞大地上存在了數千年的學術體系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生成背景不同，她是中國知識精英層層累積的結果。

如上所述，中國的學術皆出于官學，而西方學術則出于私學。文獻學家余嘉錫先生（1884~1955）言“周秦古書，皆不題撰人”，所以我們讀中國的經典學術著作，千萬不要以為《黃帝內經》就是黃帝作的，《商君書》就是商鞅作的，這些書是一代代中國知識精英的學術成果層層累積的結晶。比如《商君書》是晉法家商鞅學派的代表作，其中應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許多商鞅弟子、后學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飾，書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后才發(fā)生的。

中國學術出于官學還能從《尚書》、《逸周書》、《周禮》這樣的西周官方文獻中看出來，《逸周書》可謂中國學術之母——政治、經濟、兵學、小說……無所不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周朝的都城由鎬京遷到洛邑，窮得沒有錢辦喪事，各類職官就帶著經典奔向各諸侯國，這才有了諸子百家。諸子百家實際上只是官學的不同方面，大體是以道家為哲學基礎，以法家為政治經濟架構，我們能從西漢統(tǒng)一后諸子百家陸沉，黃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來。漢以后中華原生文明儒化，官學的這個特點變得模糊了。

西方學術不同，從古希臘時代起，學術就為有閑階層私人壟斷。讀亞里士多德的書，作者就是亞里士多德，讀《幾何原本》，作者就是歐幾里得，“知識產權”清晰。當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響過學術，但西方學術的主流從來就不是官學。

中國學術著作的作者都分不清究竟是誰，于是在有些人眼里中國學術都成了非學術，最多是“術”。比如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吧，絕對不能叫經濟學，最多叫理財之術，桑弘羊，陳云則為理財家。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術》并不比《幾何原本》落后，《孫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戰(zhàn)爭理論抗衡——中國學術是我們的先人智慧層層累積的有機體，是我們的國魂！

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第二個不同點是他們的概念體系和學術范式不同。

西方學術受柏拉圖及其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創(chuàng)辦的學園（Academy）的影響極大，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概念并按照嚴格的邏輯尋求真理。年輕時歐幾里得曾在柏拉圖學園里攻讀過幾何，他的《幾何原本》后來成為西方學術的標準范式。

據說在柏拉圖學園的大門口刻有“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幾個字，西方學術的泛數理化傾向也在那里形成。這不是說柏拉圖提倡十年數學教育有什么錯，而是因為他不依賴對天象的觀察，主張憑借純粹的數和圖形來研究天體運動的學術方法。西方現代經濟學數理化已經荒唐到了這樣的地步，學完經濟學的大學畢業(yè)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財務報表——歷史事實是，數理化最初幾乎僅限于經濟應用領域，而不是經濟理論本身。

中國學術不重視概念的定義以及嚴密的邏輯推理，她重視感知和意悟，對知識內容的直接闡發(fā)，而且常常用類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我們讀《韓非子》、《墨子》這樣的中國學術原典，就知道他們不是用西方學術論文的體裁，而是用散文體寫成的，語言極為優(yōu)美，道理極為深刻。

比如中國學術中講產權要公私相分，不是從什么“天賦人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之類的假定開始推理，而是講了一個“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們理解政治經濟體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義?！秴问洗呵?慎勢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分定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