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老榕被關57日后獲釋，但他右耳傷疤尚未好清，半年后又被南京政府指控，犯有何案，傅老榕沒有自述，只在家譜中說是“不白之究”。

以上是傅老榕自述的一部分，窺一斑而見全豹，足以顯示他與其他賭商不尋常的一面。盧九等人靠的是結交權貴發(fā)財，傅老榕靠的是什么？

投靠新主

傅老榕唯一有文字記載的事業(yè)是賭業(yè)，地點在今日深圳市的老城區(qū)。

深圳建市是1980年的事。香港開埠到民國初年，深圳還是偏僻的丘陵地區(qū)，深圳河把深圳與香港新界一隔兩塊，加之新界崇山峻嶺，交通甚為不便，香港與廣東間的聯系靠的是水路。1911年九廣（九龍至廣州）鐵路貫通后，深圳才漸現繁華，在火車站東北形成一片新起的商業(yè)區(qū)。

鐵路客運開通后，越來越多的省港旅客乘坐火車，致使省港小輪公司生意大減，到1920年已有六成旅客走陸路。若到深圳開賭，客源不成問題。

最早來深圳開設公賭的還不是傅老榕，而是一個叫鄭六叔的廣州賭商。

幾乎所有投得公賭牌照的人，都有官方關系作為背景，鄭六叔也不例外。1930年，馮祝萬主理廣東財政，關道因是馮幫的人，便出任省稅捐局局長，稅捐局長關道有個心腹叫鄭潤琦，鄭六叔就是鄭潤琦的親弟。

賭牌發(fā)放和賭餉征收歸稅捐局主理，若是全省性的或省府的賭牌，省長及駐粵司令等大員會插手過問，而地方性的賭牌，往往省稅捐局長有包攬權。表面上，以籌措“防務經費”為名義的賭牌發(fā)放，采取登報或公告的形式招商競投，各賭商依據底價呈交標書，但實際上只有政界、軍界、財界、稅界的極少人士才知道中標的關鍵原因。

這一年，有省稅捐局長作靠山的鄭潤琦，搞掂了寶安縣的“防務經費”開辦權，鄭潤琦就把縣境內的深圳割出，讓六弟去承辦開賭。那時寶安縣的繁華地方是鄰靠珠江口的縣城一帶，而不是今日的中國名城深圳。

鄭六叔有賭牌在手，很快就在廣州募集了10萬元資本，挾財勢權勢強行收購了深圳土豪張壽開辦的私賭攤館，接著他在火車站附近建立“深圳大賭場”，稍后又在深圳墟里設立5間小賭館。鄭六叔的賭場賭館統(tǒng)稱為“大利公司”。

鄭六叔無疑是深圳賭業(yè)“開拓性”的人物，他使深圳的賭業(y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與老牌賭埠澳門相比，無論賭場規(guī)模和賭式花樣都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深圳對澳門賭業(yè)的沖擊不大。但對鄭六叔本人來說，“大利”賭利之豐，足以使他肥得流油。

1932年3月，南京政府迫于形勢，任命陳濟棠為贛粵閩湘邊區(qū)“剿匪”總司令，兼江西“剿共”南路總司令，廣東正式進入陳濟棠統(tǒng)治時期。陳濟棠開始排擠李濟深系的勢力，秉掌廣東財權和稅權的馮祝萬和關道相繼失寵并下臺。陳濟棠直接插手“防務經費”，把番攤批給商界朋友霍芝庭的裕泰公司獨辦，特許裕泰公司續(xù)辦全省的山鋪票。地方上的公賭若無上面的人插手，則由地方上說了算，所以，鄭六叔雖失去靠山，他的大利賭博公司在深圳仍維持到1934年冬。

這年冬，霍芝庭投得深圳的公賭牌，次年開張，賭場老板是霍芝庭和傅老榕兩人。

是霍芝庭覬覦深圳賭業(yè)的前景嗎？霍芝庭是澳門豪興公司的創(chuàng)辦人與合伙人之一，深圳開賭，擺明了是會攤薄澳門賭場的生意。如果霍芝庭與盧九和好如初的話，深圳賭業(yè)的前景再輝煌，他也不會到深圳開賭。況且，霍芝庭幾乎壟斷了全省性的公賭，不該在乎深圳賭業(yè)“不大不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