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在研究烏龜殼中所發(fā)現(xiàn)的“貞人”,類似現(xiàn)代人們在街頭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師之類的人物——只是遠古的這些算命先生與巫師不在江湖流浪,而專在王室調(diào)撥的辦公地點,每月領著可觀的薪水上下班,為君王與太子妃嬪、王室臣僚們算命看相、視風察水,推斷吉兇禍福。
大龜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靈忽顯,令董作賓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這個烏龜殼上面共刻有6個貞人名字,時間跨度9個月。這一發(fā)現(xiàn)可謂找到了破譯甲骨文體系的一把鑰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宮廷之門,隨著這把鑰匙的旋轉(zhuǎn)而一扇扇洞開,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顯人世,光照一個新的時代。在這9個月中有6位貞人輪流主持占卜, 說明這段時間他們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據(jù)人的壽命推斷,這6個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見于同一版上的人 , 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 。若用現(xiàn)代事例此喻,相當于某位官僚的6位秘書在9個月內(nèi)各自起草一份或幾份報告,如果最老的與最小的相差超過50歲,老秘書退休時——按現(xiàn)在60歲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歲,而10歲就到王室擔任這種具有獨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筆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了這一如同神助的發(fā)現(xiàn),董作賓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貞人以定時代”的結論。
繼貞人的發(fā)現(xiàn)與考證之后,董作賓又繼續(xù)往前推進,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八項標準。
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類;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
七、用字;八、書法。
“貞人”的發(fā)現(xiàn)與八項斷代標準的設想,為董氏稍后發(fā)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礎,也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解決找到了一條有效途徑。董作賓后來說道:“余自民國十七年(1928)試掘殷墟遺址,即感覺各地區(qū)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時代之異,而苦于無法區(qū)別之。十八年(1929)大龜四版出,‘貞人’之說創(chuàng)立,一切斷定時期問題無不迎刃而解?!?[10]對此,李濟曾明確指出:“董作賓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貢獻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貞人’的發(fā)現(xiàn)?!盵11]
1932年春,董作賓開始著手創(chuàng)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他在這部于甲骨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作中,系統(tǒng)地提出了一個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發(fā)掘殷墟時候,那是中華民國十七年(西歷1928年),我就開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書法、字形、文例都有顯著的不同, 我就感到這必有時代的先后問題。于是發(fā)奮從許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辭如何可以斷代。又經(jīng)過了四次發(fā)掘,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西歷1933年),才找到了斷代研究方法。這就是應用十個標準 , 分盤庚到帝辛為五期的研究方法, 也簡稱分期研究法?!盵12]
十項標準是: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依據(jù)這個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商王朝自盤庚遷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期:
第一期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廩辛、康?。ㄒ皇蓝酰?;
第四期 武乙、文?。ǘ蓝酰?;
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賓提出的“十項標準”和“五期斷代說”,確有鑿破鴻蒙之功,所具有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如后輩考古學者劉一曼所說:“《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發(fā)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他使過去混沌一片的15萬片甲骨,成為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時期的歷史資料,使殷代后期歷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較科學的基礎上?!盵13]后來事實證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確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調(diào)整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為董作賓助手的胡福林,后來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任職期間,曾全力收集抗戰(zhàn)期間安陽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爐灶,編成《戰(zhàn)后寧滬新獲甲骨集》等4部著錄、著作。為了顯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古訓,胡氏在分期斷代中采用了與董作賓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學界的猛烈抨擊,大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長”。[14]在一片批評、指責聲中,胡氏在后來主持編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時,只好重新采用董作賓的“五期”說,并還歷史本真以平息眾怒。再后來,又有人如許進雄等輩在董作賓的斷代基礎上增補了一個“鉆鑿”項目,但仍未掩飾董作賓創(chuàng)造甲骨文斷代理論體系的光輝。董氏的學術成就和給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張光直說得較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