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董作賓在李莊板栗坳牌坊頭簡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鴻篇巨制《殷歷譜》，并在傅斯年熱切關照下于同年在李莊鎮(zhèn)石印出版。由于受當時條件的限制，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編號，成為一種特殊時代的珍貴見證。

《殷歷譜》在李莊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賓專門復印一份寄往時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求教。陳氏在回復中對董氏的創(chuàng)見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讀一過，不朽之盛業(yè)，惟有合掌贊嘆而已。改正朔一端，為前在昆明承教時所未及，尤覺精確新穎。冬至為太陽至南回歸線之點，故后一月，即建丑月為歲首，最與自然界相符合。其次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繼殷而以子月代丑月為正月，亦與事理適合?！苯酉聛?，陳寅恪以廣博的學識，針對著作中一些具體問題和歷史中的迷惑不解之處談了自己的看法：“若如傳統(tǒng)之說，夏在商前何以轉取寅月為正月似難解釋。故周代文獻中，雖有以寅月為正之實證，但是否果為夏代所遺，猶有問題也。豳風七月詩中歷法不一致，極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舊稱否？又與左傳孔子‘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參校，則疑以寅月為正，乃民間歷久而誤失閏之通行歷法。遂‘托古’而屬之夏歟？” [30]

董作賓接信后，對陳氏提出的疑問進行了慎密考證和修訂，使之更加完善。當《殷歷譜》在李莊石印出版后，陳寅恪閱畢，以驚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賓，盛贊說：“抗戰(zhàn)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盵31]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為人處世從沒有郭沫若般油滑與阿諛曲從、見風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導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乃得以發(fā)揚”這一標準入世為學。此次對董著的評價，當是發(fā)自內心的一片摯誠?；蛟S，正是得益于像陳寅恪這樣有風骨與識見的學術大師的追捧喝彩，才令學術界上層和最高當局決定予以公開表彰，以彰顯抗戰(zhàn)以來中國學者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在學術文化上的偉大貢獻。這部大著上報后，在重慶的蔣介石親自簽發(fā)了嘉獎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長勛鑒：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賓君所著《殷歷譜》一書，發(fā)凡起例，考證精實，使代遠年湮之古史之年歷，爬疏有緒，脈絡貫通，有俾學術文化，誠非淺顯，良深嘉勉，希由院轉致嘉勉為盼。

中正 午養(yǎng)侍秘[32]

后來的歷史不斷檢驗證明，無論是傅斯年、陳寅恪，還是朱家驊、蔣介石，對董作賓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對這部著作的贊譽、嘉勉，當是公道和公允的。半個世紀之后的1995年，即抗戰(zhàn)勝利五十周年之際，張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論文《抗戰(zhàn)與學術研究——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產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時代。例如，我的老師董作賓先生在這段期間完成的重要著作《殷歷譜》，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界而言，是一本開天辟地、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局面的著作。”[33]張氏的這一評價，臺灣學者吳興文認為“這雖然不完全是蓋棺論定的全盤總結，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張光直‘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子本色以及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足為后人留下典范”。 [34]

當然，面對陳寅恪、李濟等學界大腕的贊譽甚至最高當局的嘉勉，董作賓不再像當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時那樣激動亢奮與心中無數(shù)了，他對此表現(xiàn)出了少有的冷靜、老成與謙虛。言及此事，董氏認為：“《殷歷譜》這部書，雖然我曾下過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莊，手寫了一年又八個月，印成了四大本，連圖表共占有70萬字的篇幅。在我看這算不得一回事，這只是‘甲骨學’里研究方法進一步的一個小小的嘗試?！比欢@個小小的嘗試又是何其艱難，“全書之寫印，實系初稿。有時公私瑣務猬集，每寫一句，三擱其筆；有時興會淋漓，走筆疾書，絮絮不休；有時意趣蕭索，執(zhí)筆木坐，草草而止。每寫一段，自助覆閱，輒搖其首，覺有大不妥者，即貼補重書，故漿糊剪刀乃不離左右。個中甘苦，只自知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