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7] 《傅斯年全集》，第五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2] 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臺北《傳記文學》，第60卷第2期。

[33] 《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北平《正報》，1945年11月7日。此話是容庚攻擊傅斯年時所引用?？箲?zhàn)勝利后，傅斯年作為北大代理校長奉命接收北大校產(chǎn)，并發(fā)表談話，表示南遷學校復員后堅決不用偽北大教員。時正任教于偽北大的容庚屬于被驅逐之列，對傅的講話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這封辯駁性質的公開信。其中寫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長，全校方翹首跂足，望公之來如望歲焉，于今兩月矣。誠不測公所以姍姍來遲之故。意者以漢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滅于無形乎。公嘗自負為‘喑嗚叱咤，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嘗不不冀公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于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前箸籌之。”（下章有詳述)

[34] 對于這句話，有研究者認為傅斯年“將毛澤東比作雄才大略的項羽、劉邦，并將不堪大任的國軍比作功敗垂成的陳勝、吳廣。”（《龍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說恐怕有誤。當時的“國軍”正配合盟軍進入對日本軍隊的全面反攻階段，達到了自抗戰(zhàn)以來如日中天，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何以用來與那兩個自喻為鴻鵠實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陳勝、吳廣類比之。傅其言，實乃以項劉比作國共兩黨，具體言之，乃以項劉比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陳勝、吳廣是對自己以及“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羅家倫等輩無可奈何的自嘲與自謔，甚或還有那位早已逃離延安（1938年）投奔蔣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決心“棄暗投明”，聲明脫離共產(chǎn)黨，跟隨國民黨效犬馬之勞的張國燾之流之諷刺。從傅的話中還可看出，此時的他依然沒有把所謂的第三黨——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沒有產(chǎn)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輩認為的“蒼茫大地”，須由民盟來力主沉浮的幻覺。因而，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觀察與感受，與黃、章等人的大不同。

[35] 《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6月出版。

[36] 《學術大師治學錄》，中國社科院科研局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關于尹達撰寫《報告》一事，中科院編的《治學錄》作了如下敘述：1936年春，尹達（1906—1983）從殷墟被抽調到山東日照兩城鎮(zhèn)參加龍山文化遺址考古，由梁思永帶隊。這次發(fā)掘是為進一步探討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面貌，共發(fā)掘 50 多個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發(fā)現(xiàn)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頭骨已經(jīng)腐朽，經(jīng)多方努力，收取了30 多個。發(fā)掘所得于秋天運到南京。撰寫發(fā)掘報告的重擔落在尹達肩上。他一面參加清理標本的工作，一面著手整理記錄，編寫考古報告。報告的主體部分寫好后，還沒有來得及寫結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jīng)長驅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達隨史語所匆忙遷往長沙，敵機很快就對長沙開始轟炸。國難當頭，尹達決心忍痛放棄即將完成的研究項目，毅然離開個人收入優(yōu)厚、工作條件令人羨慕的學術機構 （南按：假如此說讓當年流亡西南邊陲的傅斯年、陳寅恪們讀到，不知將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偉大洪流。他和幾位同事相約結伴，投奔延安參加抗日。1937年的年終這一天，尹達到達延安。

關于《山東日照兩城鎮(zhèn)史前遺址發(fā)掘報告》稿，考古學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龍山文化”為主題所發(fā)表的論文中說：“這個報告將成為對于山東沿海的龍山文化的標準著作，是研究龍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绷頁?jù)近年從臺灣傳來消息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將用尹達的原名劉耀，出版這部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考古報告的未完稿。這份由史語所帶到臺灣去的考古報告稿，在經(jīng)過60多年的世事滄桑之后，終于獲得了問世的機會，但報告的執(zhí)筆人卻已命赴黃泉，無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結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