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

——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

一、“文革”的結束與“兩個凡是”的桎梏

（一）“文革”結束后的民心所向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盡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xiàn)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于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游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壓抑已久的中國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能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向前進。但是，由于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尤其是10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動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中共中央首先著手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對受迫害的干部、群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二）“兩個凡是”與鄧小平的復出

歷史的發(fā)展從來都不是筆直而又平坦的。中國人民思變的希望很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fā)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打倒劉少奇、批鄧、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活動，定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要“堅決維護”。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所以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xiàn)，說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云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wěn)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后十七年教育戰(zhàn)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科教事業(yè)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在鄧小平的努力下，1977年秋，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得以恢復，當年有工人農民、上山下鄉(xiāng)和回鄉(xiāng)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共計570多萬人參加了考試。雖然按當時的辦學條件只錄取了不到30萬人，但是它卻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重新拿起書本，加入到求學大軍中去，在廣大的最富熱情與激情的青年人中，點燃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并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2、3月間舉行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xié)五屆一次會議，國家政權機關和政治組織的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改革開放的領導集體的組織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文革”后的困境與徘徊

由于黨內對“文革”思想分歧嚴重，致使“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依然在以往的軌道上滑行，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xiàn)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xù)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xiàn)徘徊局面。當時的時代環(huán)境和社會心理都熱切盼望中央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 “左”的錯誤，在總結以往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國家能更加富強的新道路。

二、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撥亂反正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