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的名字很早就熟悉，但他作為一位學者進入我的視野還是最近幾年的事。我一接觸費先生的作品就覺得如此親切，對他的學術貢獻如此認同和敬仰，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費先生一生做過很多事，總結起來我認為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志在富民”，或者說是為了讓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寧式床。

我第一次讀《江村經(jīng)濟》的時候很受震撼。在此之前，我看過幾本西方的人類學著作，那都是他們對異文化的考察。這些著作非?？陀^地描述了異文化的社會組織模式、哲學思想、宗教、娛樂活動等等。這個粗淺的閱讀奠定了我一個印象： 人類學是“不介入”的學科，只是客觀地描述，提供給需要得到這些知識和信息的人，比如殖民者可以參考人類學著作，以便建立更好的統(tǒng)治模式。

我覺得費老寫作《江村經(jīng)濟》時，不大像是在寫人類學著作。他總是按捺不住自己，經(jīng)常跳到前臺來，企圖為中國社會的底層人尋找一條活路。在西方經(jīng)濟和政治、軍事的長期壓力之下，西方工業(yè)產(chǎn)品迅速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原生態(tài)的社會組織模式和手工業(yè)生產(chǎn)模式，處于土崩瓦解之中。鄉(xiāng)村居民失去了手工業(yè)產(chǎn)品市場之后，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困境。如何讓鄉(xiāng)村居民增加收入，如何讓這些貧窮的底層人過上溫飽的、安寧的日子？這是《江村經(jīng)濟》的出發(fā)點，也是《江村經(jīng)濟》的偉大之處。這不是一部客觀性的、描述性的典范人類學著作，而是為中國窮人和中華民族尋找出路的探索性的著作。

中國在此之前沒有人類學家，一旦有了費老，就有了自己的人類學家。西方最初的人類學家都是研究別人的問題，供自己民族所用。費孝通是研究自己的人群和社會，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單是這一點就決定了費孝通在人類學領域是個開宗立派的人，因為他改變了人類學疏離、客觀、冷面的特質，第一次為人類學注入了熱乎乎的靈魂。

將費先生放在西方人類學家的背景下來做比較，他當然是我最尊敬的人類學家。當我將費先生放在五四以來幾代精英知識分子的背景下來研究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他迅速取代了其他人物，成為我心目中感到最為親切、最為敬仰的文化人。

中國近代以來，在西方人制造的文明與野蠻、進步與停滯的二元對立話語框架之中，中國被他們描述為一個野蠻的國度。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魯迅、陳獨秀、胡適那幾代人，希望中國調整自己的文化心態(tài)和社會政治制度，以便更加有力、有效地應對西方的壓力。但是這些知識精英無力主宰國家的命運，他們經(jīng)歷了漫長的焦慮與失敗之后，到了五四這一代，他們錯誤地將中國不能變法、不能實現(xiàn)憲政、不能適時啟動現(xiàn)代化進程，解釋為是由底層人的愚昧、保守、排外造成的——實際上，那是少數(shù)權貴人物不愿意放棄自身利益造成的。

于是，魯迅他們就用西方的話語來向中國國民施加壓力： 外國人說了，我們的文化是野蠻的，趕快變吧，再不變就完了。魯迅的用心跟費孝通當然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民族和同胞的新生。但是魯迅采取的方式是用西方的話語來激烈地否定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尤其是否定和批判自己的底層同胞。中國古代的知識精英只要開口談論底層人，必定是“愚民愚婦”那一套充滿污蔑的腔調。魯迅那一代知識精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精神上對于底層人的否定和批評更是激烈，那種憂憤的心態(tài)、絕望的心情、怨怒的眼神，時時躍然紙上。

魯迅的小說為什么獲得無以復加的崇高地位？因為它集中表現(xiàn)了精英群體對于中國社會和現(xiàn)實的共同認識。那么，我們就從魯迅小說中，窺探一下精英群體對于底層人的基本心態(tài)和看法。

中國為什么打不垮皇權？因為七斤不愿意剪辮子（《風波》）。中國文化為什么如此野蠻愚昧？因為閏土抱著香爐求神拜佛（《故鄉(xiāng)》）。封建禮教為什么這么難于掃除？就因為底層人麻木而又迷信，他們只想著陰曹地府，想著捐門檻（《祥林嫂》）。精英人物的理想為什么總是不能實現(xiàn)？因為華小栓要吃精英人物的鮮血（《藥》）。革命為什么無法勝利？因為阿Q企圖借革命搶到一張寧式床供自己所用（《阿Q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