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家總是喜歡說人類和蒼蠅享有很大一部分共同基因，但不注意這些共享基因的排列在這兩個物種中是不同的。甚至在生物學的范疇中，“雄性”（犿犪犾犲）也包含著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雌激素受體（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調(diào)和雄性胎兒的各種男性特征的發(fā)育，特別是睪丸和陰莖；第二種受體阻止未出生的男孩身上各種女性特征的發(fā)育。［２７］所以，存在兩種關(guān)于男性的生物學范疇：一種是抬高男性特征而抑制女性特征的，而另一種是同時強烈地體現(xiàn)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也就是說，男性的生殖器與各種更女性化的特征相結(jié)合，如圓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臉、較不突出的下巴、體毛較少及略微有點厚的嘴唇）。生物學中不存在雄性的連續(xù)量表（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ｃａｌｅ）。

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研究許多最適合稱之為類型（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的現(xiàn)象。研究１８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或８世紀低地瑪雅文化的古典時期的歷史學家懂得，這些術(shù)語指的是在特定地方的特定歷史過程中的許多觀念、符號、制度和習俗的各種獨特的配置。日本、英國和美國共享許多政治和制度上的特征，但社會學家把它們作為各種社會類型來對待，因為它們有不同的歷史。當切斯瓦夫·米沃什（Ｃｚｅｓｌａｗ Ｍｉｌｏｓｚ）和維托爾德·格姆布洛維茨（ＷｉｔｏｌｄＧｏｍｂｒｏｗｉｃｚ）這樣的作家公開承認對他們的民族感到羞愧時（米沃什是立陶宛人，格姆布洛維茨是波蘭人），讀者們理解他們的感情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種種思想和情感獨特配置的結(jié)果，不應(yīng)把這看成類似于一個入店行竊而被抓住的青少年所感到的羞愧。個性和病  狀（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的形式（ｔｙｐｅｓ）也屬類型。與那些只經(jīng)歷過抑郁癥的人相比，各種治療性干預（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對經(jīng)歷過焦慮癥和抑郁癥的病人效果較小。雖然因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共有某種單一的特征，但應(yīng)該根據(jù)種族、生活史和沖動性（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把他們歸入不同的范疇。［２８］嚴格依賴各種單一的特征或各種單一的類型，必然伴隨著各種獨特的解釋和探究方法。為許多自然科學家所喜愛的前一種策略，使得蒼蠅和人類變得只有量上的差異；而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所喜愛的后者，意味著這兩個種類性質(zhì)上并不一樣。興趣問題和作為理論發(fā)祥地的觀念的網(wǎng)絡(luò)，決定了某套關(guān)于特征或類型的詞匯是否得到應(yīng)用。

科學家常?；谝粋€模型的各個基本特征是許多相關(guān)物體所共有的假定，來搜索一種特殊的現(xiàn)象或生活型（ｌ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ｍ），把它看成許多不同現(xiàn)象的一種完 美的模型。生物學家選擇了大腸桿菌（犈．犮狅犾犻）、果蠅（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和線蟲（犆．犲犾犲 犵犪狀狊）作為適用于人類的各種遺傳過程的模型。社會科學家選擇“囚徒困境”的游 戲作為冷戰(zhàn)時期美國和蘇聯(lián)的政治領(lǐng)導人的經(jīng)濟交易和決策的模型。人類學家 曾認為狒狒（ｂａｂｏｏｎ）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完美模型。約翰·鮑爾比和瑪麗·安斯 沃斯（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深信，對一個依賴照顧人的幼兒而言，在“陌生處境”（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下的行為是一個好模型；弗洛伊德相信小漢斯（ＬｉｔｔｌｅＨａｎｓ）的病歷①是調(diào)解所有恐懼癥（ｐｈｏｂｉａｓ）的機制的代表。在所有這些例子中，研究者最終都認 識到，每一種現(xiàn)象都具有他們希望弄懂的那些更復雜的現(xiàn)象所沒有的獨一無二 的特征。

然而，某些模型產(chǎn)生了有益的后果，因為后來對各種模型的研究在方法論上 導致了預想不到的進展。比如，對大腸桿菌和果蠅的研究導致了多種發(fā)現(xiàn)，使克 隆羊“多利”（Ｄｏｌｙ）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所以，選取某種生物模型（ｍｏｄｅ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或程序可能是有用的，即使原先的希望沒有實現(xiàn)。這項工作的目的是斷定一個 模型的哪些特征是與我們所希望理解的其他現(xiàn)象共有的，哪些特征是限于動物、 過程或所選擇的程序的。當探究開始時，這個難題很少有明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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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０９年，弗洛伊德以一位５歲男童小漢斯（ｌｉｔｔｌｅＨａｎｓ）的病例來說明恐懼癥的形成，這是心理學 對兒童期問題正式開始重視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