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個學科的內容與選擇這種學科作為其一生追求的人的類型分開是困難的。選擇社會學或藝術史的年輕人，很可能不會從事分子生物學或粒子物理學的研究。當１９５０年后經濟學變得越來越數(shù)學化的時候，大學里那些喜愛數(shù)學但又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對正規(guī)數(shù)學作出獨創(chuàng)性貢獻的資深老師，常常選擇經濟學，因為這個領域為他們使用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可能性，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對理解各國的經濟極其感興趣。

在科學家中至少可能發(fā)現(xiàn)四種不同的動機類型，當然，所有這四種類型的科學家都懷有對自然界的某個方面的好奇心。類似的范疇也可能在其他職業(yè)中找到。在對技術過分苛求的各門自然科學中，最流行的類型試圖通過解決一個困難的問題來展示他（或她）智力上的潛力，這個問題要么是同事們視為理論上十分重要的問題，要么是技術上要求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各個答案看起來要明確無誤。問題的特定內容常常與解決問題的愿望不相干，因為科學家的主要目標是展示一個人擁有某種值得尊敬的智力。這就是為什么在２０世紀初許多曾作出重要發(fā)現(xiàn)的物理學家在讀了埃爾溫·施羅丁格（ＥｒｗｉｎＳｃｈｒｏｄｉｎｇｅｒ）的書《什么是生活？》（犠犺犪狋犐狊犔犻犳犲）后，放棄他們原先的領域而轉向生物學的原因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ｒｉｃｋ）的導師佩魯茨（Ｍ．Ｆ．Ｐｅｒｕｔｚ）是該群體的一個成員。

施羅丁格認為，在生物學中作出某種杰出發(fā)現(xiàn)的可能性比在物理學中更大，這種見解說服了許多物理學家。研究更簡單的而不是更復雜的形式（ｆｏｒｍｓ），能更容易達到這種目標。所以，許多生物學家研究細菌和果蠅，而不是研究猴子和人類；許多對人類的種種認知能力感興趣的心理學家編寫模擬感知和推理的計算機程序，但不包括各種知覺表征（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或情緒，因為很難把這些過程并入只包含各種符號（ｓｙｍｂｏｌｓ）的陳述中?？死锼沟侔材取つ崴谷R因福爾哈德（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ＮｕｓｓｌｅｉｎＶｏｌｈａｒｄ）因在胚胎發(fā)育上的研究成就而獲諾貝爾獎，起初她因為對物理現(xiàn)象感興趣而選擇了物理學。但她發(fā)現(xiàn)數(shù)學過于費力，她的好奇心轉向生物學，大概因為她希望能夠展示自己的才華。

因此，大部分自然科學家像王牌獵人（ｂｉｇｇａｍｅｈｕｎｔｅｒｓ）一樣，他們的主要動機是追蹤和殺死某些難以發(fā)現(xiàn)的動物，但常常并不關心獵物是一只雪豹、獅子或老虎。歡樂來自于使用自己的技巧和精力來解決某個難題或任何難題，并保證得出一個最大限度地減少問題模糊性的答案。查爾斯·達爾文不知道他在“貝格爾號”（犅犲犪犵犾犲）上的航行將會有什么發(fā)現(xiàn)，他在自傳中說到他的主要抱負，是“在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中有一個公平的位置”。［４４］達爾文可能曾覺得如果呆在家里他也會同樣感到滿足，因為通過鉆研檔案中的證據能發(fā)現(xiàn)大陸漂移。戴上諾貝爾獎桂冠的生物化學家阿爾貝特·圣喬爾吉（ＡｌｂｅｒｔＳｚｅｎｔＧｙｒｇｉ）在談及他對任何征求他的忠告的學生的一席話時，實際上宣布了獵人的信條。他說學生們“到我這里來說他們希望成為對人類有用的人，希望加入研究隊伍以便減輕人類所受的痛苦；我忠告他們應該加入的是慈善團體。研究工作需要真正的自我主義者，他們尋求……在解決自然界各種難題時的快樂”。［４５］第二種類型，更經常地存在于社會科學家中，其特征是深入理解某一類特定現(xiàn)象的愿望，不管這是幼兒的或者大猩猩的行為，是犯罪、精神分裂癥（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或是種族主義的原因。這些學者充滿熱情地關注特定的研究目標，如果僅僅因為該問題太復雜，得出的解釋含糊不清而被迫放棄這個把他們吸引到科學領域來的問題，他們就會感到不高興。這些科學家像忠實的鳥類觀察員，他們對特定的、自己正在追蹤的動物充滿一種熱烈的好奇心。已故的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竟然放棄文化研究而轉向分子生物學，還有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ｕｌｉｕｓＷｉｌｓｏｎ）也放棄對少數(shù)族群（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研究轉而研究大腦，這是很難想象的。對待模糊性的態(tài)度———這在童年時期就很明顯———把這兩類學者區(qū)分開來。獵人型的學者避免模糊性，或從更積極的方面講，是從預示著確定性的解決辦法中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鳥類觀察員更能容忍模糊性，因為他們的快樂來自觀察和沉思某一類非常特殊的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