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代序

自一九八○年認識沈從文先生，至一九八八年他辭世的八年間，每次進京，大都會聯(lián)同王和王亞蓉女士，到沈家拜候老人家和沈夫人。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閑聊，總耽擱上好幾個小時。八十年代初中期，專職于編輯出版事務，赴京次數(shù)較頻繁，每回逗留時間又長，親炙的機會自然多。我很懷念這一段日子，也視之為一生很寶貴的際遇。倏忽間，沈老去世也十五年了，但八○年初次晉謁沈老的情景，仍然記憶鮮明；當時蹦跳入腦海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形象，也不因時間、人事的遷變而磨滅。

沈老晚年的二十年，在工作上最親近的自是他的兩位助手王先生和王亞蓉女士。沈老生前死后，我與他們兩位一直是很親近的朋友。從他們?nèi)粘Ｕ勗捴校耀@悉更多沈老的事情，增長我對沈老的認識。或者是出版人的習性，我總勸他們寫下來。他們兩位都是很低調(diào)的人，也基于對沈老的尊崇，而有過多的顧慮，盡量不愿因文字而惹起不必要的是非。我認為名人首先是屬于他自己的，其次是屬于歷史的，但在容易生是非的社會，心性善良的人有這種顧慮，可以理解。

王先生因病過早去世，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大損失。他厚積未發(fā)的方方面面的學問，隨身而逝，令人惋惜。作為沈老晚年最親近、最信賴的學術助手，追隨沈老三十年，如果王先生能寫下長年在生活中的親炙以及在學問上的請益琢磨，不用說，將會是了解和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獻。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深信其歷史價值，更感到這種損失無可補償。于是轉(zhuǎn)而“壓迫”王女士。每次上京見面，苦口婆心，敦勸她整理與沈老在出差時的談話錄音，以及她對沈老的回憶，結(jié)集出版。為此甚至“責”以為歷史負責的大義。近年，王亞蓉女士屢為疾病所纏，甚至有過生命危險，終了悟及時行事的重要、為歷史留下記錄的迫切程度。今年是沈從文先生百年華誕，為懷念沈從文先生，終于編寫出版這本書。簡單說明其中緣起，以為序。

原載《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

香港商務印書館二○○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