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軌之路，源于民營資本大舉進入鐵路投資帶來的一地雞毛。

1898年11月由礦務鐵路總局頒布《礦務鐵路章程》，就旗幟鮮明地為民營資本保駕護航：“礦路分三種辦法， 官辦、商辦、官商合辦， 而總不如商辦。除未設局以前， 業(yè)經(jīng)開辦者不計外， 此后多得商辦為主， 官為設法招徠， 盡力保護， 仍不準干預該公司事權(quán)?！钡V務鐵路總局被商部取代后（1903年），政府更是明確宣布對民營鐵路公司“不另派監(jiān)督、總辦等員， 以防弊竇”，同時還頒布《鐵路簡明章程》， 在立法上將保護措施落實下來。大清政府不僅保護民營資本，還主動向民營資本進行“政治投資”：“獨立資本”在50萬兩以上的路礦，如果其中民營資本過半，則“應照勸賑捐之例予以優(yōu)獎”，也就是說，夠條件的老板們會被授予一定級別的官銜，享受相應的政治待遇。這在一切都要以官場級別來衡量價值的大清國，無疑充分體現(xiàn)了政府對民營資本的高度重視。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中，鐵路與航運、電報、郵政等統(tǒng)歸郵傳部專管，并且成為重中之重。一時間，東風吹，戰(zhàn)鼓擂，民營鐵路大干快上，到1910年全國已成立了17家商辦鐵路公司，一派熱火朝天。民營資本其實并沒有錢。張之洞就曾經(jīng)說得很不客氣，華商“趨利也，近則明，遠則暗”，“見小、欲速、勢散、力微”，“資本難集，心志不齊”。但是，各地政府紛紛出臺特殊政策強行上馬鐵路項目。川路公司得到的特殊政策就是向農(nóng)民攤派征收“租股”，一斗米一斗米地去籌集鐵路經(jīng)費，因此雖然名為商辦，卻是在公權(quán)力保駕護航下的“二政府”。四川雖是窮省，但行政效率顯然比東部沿海的發(fā)達省份還要高，幾年間就籌集了700多萬兩鐵路建設資金，其中大多數(shù)來自小股東。這些連鐵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農(nóng)民，據(jù)說有7000萬之眾，他們很容易地被那些坐在北京、成都、宜昌、上海四處辦公室的公司高管們“代表”了。

這些動輒宣稱代表7000萬人的高管，其實多數(shù)是上級領導機關任命的，或者是退居二線找個肥缺養(yǎng)老的老干部，或者是與上面過從甚密的地方士紳。作為掌管如此巨款的要職，他們在官商的雙軌制中成了兩邊都不管或管不上的人，逍遙自在，“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對于他們高舉的“利權(quán)”大旗，連大清國的財政部（戶部）都不相信：“稽之案牘，證之人言，知所謂利權(quán)，上不在國，下不在商，盡歸于中飽之員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