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之后，立憲、革命兩派分別以《民報》與《新民叢報》為中心，雙方論戰(zhàn)達到新的高潮，論戰(zhàn)的結(jié)果是雙方都沒有互相說服對手。但互相攻擊言辭之偏激，令人可嗅到火藥味，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派政治勢力在海外更加難以相容。他們的分歧主要是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之爭，關(guān)鍵在于是否保存君主，由此而決定了運動方式的選擇：是武裝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政治變革？立憲派以“保皇”建立君憲體制為旗幟，宣稱這樣可以縮小民族進步的成本，避免無謂流血；革命派則以“排滿”建立共和體制為宗旨，認為滿清政府無可救藥。這就決定了兩派對清政府預(yù)備立憲的態(tài)度不同。立憲派組織團體，積極活動，希圖以和平請愿的敦促清政府盡快走上立憲軌道。革命派則始終堅持以“排滿”建立共和體制為宗旨，認為滿清政府無可救藥，他們一方面紛紛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憲”、“偽立憲”，另一方面則不斷地發(fā)動武裝起義，用革命的武器作出堅決徹底的否定和批判。

然而越到后來，革命黨人開始處于上風(fēng)。梁啟超則認為自己曾參與實際政治，對政治操作之難有切身體會，且對美、日整體研究頗深，自己的主張絕非書生之見。可他的最大劣勢卻在于，他所鼓吹的君主立憲的美好前景還遠遠沒有出現(xiàn)，并且已歷盡磨難，而革命黨人宣揚的清政府的腐敗和邪惡卻是所有人的共識。后來梁啟超的論戰(zhàn)情緒日漸緩和下來，在《論政治能力》一文中，他提出立憲與革命的關(guān)系是相輔相成、相互推動的，試圖中止內(nèi)耗，折中彼此，他主動向革命派提出結(jié)束論戰(zhàn)，隨即革命派宣稱這場論戰(zhàn)己方獲勝。

針對當(dāng)時的社會局勢，第二次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曾這樣警告清政府要審慎而行：“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