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意義中的人。作為意義中的人，也是人的特有屬性。人要尋求各種有意義的活動，如各種文體活動、婚喪嫁娶的操辦、同事們吃喝聚會等。在意義活動中，人要滿足精神和物質上的需要。

人軀體的存在依賴于物質，而軀體要具有崇高的價值則依賴于精神，人活著就要滿足物質和精神兩種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就是領導智慧的要旨。

人性是人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最本質屬性。大家同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生活，這就決定了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即人性。人的一舉一動都是受人性支配的。只有參透人性，才能理解和掌握人的活動規(guī)律，感悟領導，做好工作。馮友蘭在1985年出版的《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說：“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聯系，任何學科無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

從現代領導學的角度看，各種領導活動和領導理論的產生和嬗變，都是以一定社會文化傳統(tǒng)中的人性假設作為其哲學基礎和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設，其領導的理論、方法、過程和模式就不同。把握人性，利用人性，正是領導手段、領導方法的源泉。

（二）文化管人——人本管理

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曾經有三種管人的方式：人管人、制度管人和文化管人。

1．人管人。在經驗管理時期，把人看成是必須在監(jiān)督下才能勞動的工具，由管理者在管理現場直接看管勞動者勞動。人管人，煩死人。最典型的就是奴隸主拿著鞭子在勞動現場驅趕著奴隸干活。奴隸主的鞭子打在奴隸身上會產生兩種意識：一種是奴化意識，怕你的鞭子再抽打我，你讓我干啥我就忍氣吞聲地干啥，在這種狀態(tài)下，勞動者沒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一種是反抗意識，“奪過鞭子抽敵人”，這就直接破壞了生產力。

2．制度管人。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實行“依法治國”，相應地，企業(yè)也進入了“以制度管行為”的科學管理時期。泰勒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本質上就是怎么讓人把事情做對。他從未向他所研究的工人問其怎樣提高和改善工作的建議，他只是告訴他們應當怎樣做，他所考慮的唯一問題是在規(guī)定的時間和空間內能做多少個動作，然后加以制度化來管理。制度管人把人僅僅看成是發(fā)展生產的手段，實際上人對制度都有天然的挑戰(zhàn)性，誰也不愿意被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