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經濟學界普遍認為，“1980年代中期，為使日元迅速升值以及日本開放金融市場，美國財政部針對日本采取的高壓政策和現在對中國的政策有著相當大的不同”。（經濟學家中岡望語）。高盛時代曾70次訪問中國的保爾森非常清楚靠外界壓力無法使中國的決策層屈服，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這和日本不一樣。

美國副國務卿澤立克稱中國為“利益共享者”，保爾森也把美中關系稱為“契約關系”。美國用陽光政策來換取中國在匯率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上的讓步。

在廣場協(xié)議開始后的20多年中，世界經濟不均衡的焦點并不在發(fā)達國家之間，而是在中國等新興國家和美國之間出現問題。原因就是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企業(yè)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新興國家去了。

中國等亞洲國家把增加的經常盈余通過買入美元進行干預的方法吸收上來，接著又把增加的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這種美元資金自動還流的機制與二戰(zhàn)后的貨幣體系很相似，所以可以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II”。這是一個使美國的經常赤字壓力得到自動緩解的機制，美國當然愿意維持高水平的消費，對美國來講，“布雷頓森林體系II”這個詞聽起來很舒服。

美國在1980年代后半期陷入制造業(yè)競爭力低下的痛苦，但現在形勢不同了，19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在IT（信息技術）、計算機軟件、金融、服務等領域確立了壓倒性的競爭地位。廣場協(xié)議以及日美構造協(xié)議為美國企業(y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冷戰(zhàn)結束了，國際環(huán)境也變得有利，可以說美國企業(yè)正茁壯成長著。

日本雖然也從泡沫破裂、10年停滯的泥潭里逐漸復蘇，但與過去的日本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日本企業(yè)不管愿意不愿意，都無可奈何地站上美國市場主義的擂臺，成為經濟運行全球化的一部分。

可以舉一個例子。日本企業(yè)中，外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一，佳能等優(yōu)秀企業(yè)則達到一半以上。解除相互持股是構造協(xié)議的目標之一，而此時如果祛除美國等外國投資者的管理，日本企業(yè)就無所謂經營了。

以美國為基準的全球化難以抗拒，但另一方面，僅靠美國也無法處理所有的全球化問題。伊拉克戰(zhàn)爭善后的遲鈍就是個典型。美國用自己一個國家的經常赤字來拉動全世界的需求，這樣的全球化經濟也同樣存在著不均衡的缺陷。

如果說G5會議和G7會議是經濟衰退的美國與新興的日本及歐洲調整利害關系的場所，那么毫無疑問，現在已經到了美國與中國等新興國家建立新的調整不均衡關系的場所的時候了。這個場所就是包括重新調整美元水準的新的“廣場協(xié)議”。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應該怎樣制定自己的貨幣戰(zhàn)略？經過了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和廣場協(xié)議、日美構造協(xié)議的洗禮，日本各種各樣貨幣外交的經歷，將為今后戰(zhàn)略的確立留下寶貴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