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杜勒斯是冷戰(zhàn)高潮時期美國外交思想最合適的代表。他有突出的宗教背景和強烈的反共意識，在反共高調的背后，杜勒斯也頗有一些現實考慮。例如，1957年6月，他發(fā)表了著名的舊金山反華演說，明確拒絕像承認蘇聯那樣承認新中國，反對開展對華貿易，并聲稱美國的責任在于加速“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消逝”。{25}但同年8月，在一次決策集團的內部會議上杜勒斯卻說，“必須像對待蘇聯那樣對待共產黨中國，這樣的時機已經迫近了”，特別應該改變的是對華貿易政策。{26}在處理臺灣海峽危機的過程中，他也是言詞激烈而行動謹慎。他的鷹派形象，在相當程度上是反映并迎合在國內政治斗爭中占上風的共和黨保守勢力的利益。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國內出現要求經濟政治變革的趨向，民主黨勢力增強，自由主義復興，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減弱，外交政策也做了相應調整。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一批有影響的國際政治學者和中國問題專家提出了重新制定對華政策的建議。{27} 肯尼迪政府和后來的約翰遜政府雖沒有明顯改變對華政策，但開始更多地從地緣政治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看待對華關系。{28} 特別是在中國研制出核武器以后，美國領導人心目中的“中國威脅”，主要是軍事上的而非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上的。

在具體的外交設想中，美國決策者曾企圖拉攏蘇聯打擊中國，以保持中蘇分裂的持久化。{29} 1964年，國務卿臘斯克聲稱他認為蘇聯不愿為促進世界革命而犧牲國家利益，蘇聯采取現實主義態(tài)度而中國好戰(zhàn)，因此美國對中蘇采取不同政策。{30} 這說明在美國對中蘇兩國的政策中，戰(zhàn)略利益已開始同意識形態(tài)脫離了。同時，在為進行越南戰(zhàn)爭辯護時，美國決策人也越來越強調戰(zhàn)略利益。約翰遜于1968年宣稱：“我們卷入南越的中心目標一直是美國的安全。”{31}

值得注意的是，從杜魯門到約翰遜的戰(zhàn)后歷屆美國總統(tǒng)，從未明確承認美國實力的限度?？夏岬显谄渚吐氀菡f中聲言，美國“準備支付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和勝利”。{32}約翰遜自認為既有能力在國內建設“偉大社會”的計劃中取得成功，又能取得越南戰(zhàn)爭的勝利。{33}不公開承認本國力量有限的國家領導人，是不可能完全貫徹現實主義思想并推行均勢外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