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華，湖南新化人，一九○三年留學(xué)日本，“時值俄兵入據(jù)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年底，他與黃興一起回國籌備武裝暴動，擬“聯(lián)絡(luò)粵、鄂、皖、浙各省黨人以傾覆政府”。不幸起義計劃暴露，他經(jīng)江西、上海再度回到日本。這時，清廷已意識到日本將成為革命力量的大本營，于是不斷要求日本政府“驅(qū)逐留日之革命黨”。為了自身的在華利益，一九○五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支那留學(xué)生規(guī)則”。所謂“取締”，在這里是管束的意思。按照《朝日新聞》的說法，中國留學(xué)生乃“烏合之眾”，且“放縱卑劣”，他們需要代滿清政府施行管束。當(dāng)時，中國在日留學(xué)生達八千人以上，學(xué)生們紛紛用罷課表示抗議。其中激烈派主張全體回國，代表人物有秋瑾等；緩和派主張忍辱負(fù)重繼續(xù)讀書，代表人物有胡漢民等；而陳天華留下一封絕命書，獨自離開了學(xué)校。

顯然，陳天華對“放縱卑劣”四個字深感恥辱，但他同時表明自己并不是為羞辱而死，他留下的長長的絕命書，驚人地顯現(xiàn)出他決心赴死時的沉靜：……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dāng)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遇一問題發(fā)生，則群起嘩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xué)生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jì)之后，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xué)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jì)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guī)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締規(guī)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zhí)，惟須急講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陳天華之所以選擇“尸諫”，是對空談救國已感厭倦：“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彼麛嘌詽M清帝制的滅亡無須十年，“與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以今日之死“使諸君有所驚動”。陳天華稱自己不能大有所為，只能做到兩件事：一是“作書報以警世”，二是遇到可以死的機會慨然赴之。兩者他都做到了，他于短暫的生命時光中寫出《警世鐘》和《猛回頭》，流傳至百年后的中國。

陳天華出身在貧寒人家，十五歲入私塾，喜民間彈詞小說，因此他的《警世鐘》一開篇便似話本的定場詩：“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xiāng)誰遣警鐘鳴？腥風(fēng)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萬丈風(fēng)潮大逼人，腥膻滿地血如糜；一腔無限同舟痛，獻與同胞側(cè)耳聽。”與鄒容和章太炎的文章不同，陳天華不是從反滿的種族主義出發(fā)，而是從民族危機和帝國主義威脅的角度闡述中國何以必須推翻封建帝制：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滿洲政府，不早變法。你看洋人這么樣強，這么樣富，難道生來就是這么樣嗎？他們都是從近二百年來做出來的。莫講歐美各國，于今單說那日本國，三十年前，沒有一事不和中國一樣。自從明治變法以來，那國勢就蒸蒸日上起來了，到了于今不但沒有瓜分之禍，并且還要來瓜分我中國哩！論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他因為能夠變法，尚能如此強雄。倘若中國也和日本一樣變起法來，莫說是小小的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國恐怕也要推中國做盟主了?？珊逎M洲政府抱定一個漢人強滿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變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機，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維新志士殺的殺，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滿人的勢力，全不管漢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鬧出了彌天的大禍，才曉得一味守舊萬萬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實何曾行過，不過借此掩飾掩飾國民的耳目，討討洋人的喜歡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那黑暗倒加了幾倍。到了今日，中國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癥，我漢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勢力，活活被滿洲殘害，弄到這種田地，亡國滅種，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警世鐘》、《猛回頭》一經(jīng)出版，發(fā)行成千上萬冊，“三戶之市，稍識字之人，無不喜朗誦之”。更令清廷恐懼的是，清軍中的普通官兵也視這兩本書為至寶：“每于夜間或兵士出勤之時，由營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冊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紹同志入營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