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20世紀40年代黃炎培1到延安考察，向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黃炎培問題”。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huán)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qū)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fā)展，有的為功業(yè)欲所驅使，強求發(fā)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huán)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這就是著名的“黃炎培問題”。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边@就是著名的“毛澤東答問”。

其實，還有非常有名的“梁啟超2問題”和“李約瑟3問題”。梁啟超1904年在《新民叢報》上寫道：“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fā)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當維哥達嘉馬4發(fā)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后，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边@就是“梁啟超問題”。

李約瑟在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煌煌巨著時，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問題”。他說：“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5、托里拆利6、斯蒂文7、牛頓8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上述三個問題，雖然處在不同領域，是在不同時期提出的，但追根溯源，說到底，都可以歸結為文化問題，說明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是有缺陷的，是值得深入反思的。用歷史眼光來審視，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認識，曾經歷了從自我陶醉到全盤否定、再到重新認識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曾長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輝煌成就鑄造的思想牢籠和封閉世界里。1840年鴉片戰(zhàn)爭9后，在列強堅船利炮的打擊下，經過與西方文化反復的比較和沖撞，到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傳統(tǒng)文化成為批判的矛頭所向，有的甚至認為，是傳統(tǒng)文化阻礙了國家的進步，因而中國文化的根基發(fā)生了某種動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fā)展和綜合國力的強大，人們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再認識，開始尋找中國強大的文化基因。一些國外有識之士越來越認識到：21世紀將不再由西方發(fā)達國家塑造，中國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將會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續(xù)下來的價值觀。我國國內出現“國學熱”和世界上出現“中國熱”，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發(fā)生的。上述這樣一個歷史過程，涉及怎樣看待我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實現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化問題。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都沒有完全解決。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我們必須有清醒的文化自覺，既要深入挖掘中華文化的精髓，又要認真反思我們文化的缺陷，從而建設性地實現古為今用，使之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厚資源和強大動?力。